【識港網訊】2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擴大國內需求、提振汽車等大宗消費、支持實體經濟、促進民間投資等方面，明確了施策方向。在業界看來，一系列政策工具，最終落腳點的關鍵在於「消費」，當前，國內居民並不缺乏消費能力，消費信心不足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供給端的產品、服務，還不能很好滿足社會的消費需求。受訪企業紛紛通過數字化等手段，挖掘消費潛力，培育細分消費市場。企業亦期待在平台建設、標準制定、消費場景拓展方面，得到政府支持。

多年來深耕數字創意產業的Meta.ex元展科技創始人陳曉可留意到，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推動數字經濟與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促進人工智能安全發展。在他看來，這當中飽含深意，大有文章可做。

「近年來，我國在推動數字經濟與製造業結合，助力製造業降本增效。最現實的一個問題是，製造業效率提升了，能夠高效生產出更多消費產品，但給誰消費？」陳曉可認為，不管是2B端還是2C端的消費者，他們需要什麼樣的產品？企業要考慮這些問題，而不單單是自身有什麼產品。

「當前，廣義貨幣M2增速保持了兩位數，從企業生產經營看，短時間內降低成本難度很大。因此，除了效率，更應該注重效益，這是我對當前製造業降本增效的理解。」陳曉可說。

供給端要推出更好產品滿足需求

在他看來，中國老百姓是有消費能力的，這從不斷增長的居民儲蓄可看出，從旅遊、教育等行業消費增長也可以看出。居民消費需求沒有降級，仍在升級，且呈現多樣化特點，這也意味着供給端需要推出更好滿足消費需求的產品，乃至創造消費需求。

在陳曉可看來，過去數十年，我國依靠大項目、大基建，帶來亮眼的增量數據，但消費佔GDP的比例仍不高。比如，家政、養老等民生消費領域，發展勢頭很好，但在過去被認為對經濟拉動效應低。未來，應該拓展更多細分領域的消費需求，釋放消費潛力。「比如，燒烤行業看起來很不起眼，但淄博當地政府從上到下去推動、扶持，結果不但把燒烤的規模做大了，還帶動了旅遊、文化消費。」

他續指，從數字經濟的角度看，數字化除了與製造業結合，還更應與消費產品、消費場景結合，要賦能文化、旅遊、娛樂、教育、服務業等各行各業結合。「舉個簡單的例子，大家都喜歡去公園，為什麼公園和景區不能夠加入更多數字化、元宇宙技術和內容，讓遊客在公園有更多的消費場景，從而願意花錢消費。」

3D沉浸式營銷已應用珠寶等行業

當前，元展科技利用多年積累的技術和營銷資源，因應消費需求，大力度開發元宇宙應用場景，包括文旅元宇宙、新零售元宇宙、城市元宇宙、工業元宇宙等。比如，在文旅元宇宙方面，團隊透過數字孿生技術，在虛擬空間打造真實空間的延伸，使得博物館、公園等等文旅實體場景有了數字資產屬性，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化、在線在場相結合」，為文旅產業拓展和挖掘新消費提供了新思路，受到業界廣泛歡迎。

又如，在新零售元宇宙領域，元展科技以「3D場景+3D商品展示」的形式，重構「人－貨－場」零售新模式，帶來沉浸式視覺營銷新體驗。這種模式打破了銷售的物理邊界，以消費者為中心，將一切能夠接觸消費者的地方，都變成了流量入口。如今，該項目在珠寶、手錶、汽車、家電等各行業得到應用。

港企業務減40% 冀政府擴大市場採購

今年消費低迷，在大灣區內地創業的港人鄧文俊亦有較深的體會。由他創立的創龍智慧科技（東莞）有限公司，主攻AR（增強現實）技術在軟件和產品設計上的應用，產品主要面向內地市場。原本期待疫情政策調整和恢復全面通關後，市場消費信心增強，公司業務會有較大幅度增長。讓他沒想到的是，迎來的卻是「較大幅度的下降」。

「從我們開拓業務的過程看，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今年的支出策略都是偏保守的，特別是科技類產品和應用。截至目前，我們今年的業務量比去年同期減少了約40%。」鄧文俊舉例，比如今年線下展會放開後，企業和機構對AR產品的需求並沒有明顯的增長，他們寧願自己開發方案，都不願意向社會上付費購買。

為了對沖經營風險，鄧文俊甚至開始進軍IT行業以外的行業，比如拓展企業孵化業務，服務有意到大灣區內地發展的香港企業和創客。如今，這塊業務反而效果更好，成功推動多個項目落地。

鄧文俊表示，期待政府部門能夠加大市場採購力度，帶動社會消費。過程中，有條件地向港澳企業傾斜，因為他們在開拓市場過程中，比內地企業有更多的困難。此次政治局會議亦提到完善減稅降費政策，他期待能夠有更多針對性的舉措，特別是針對初創企業。另外，此前地方政府推出的不少免租政策即將到期，他希望能夠適當延長，讓企業渡過難關。

刑法修正案擬添懲治民企內部人員腐敗條款

綜合記者劉凝哲及新華社報道，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25日提交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負責人王愛立在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介紹，這次刑法修改完善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相關犯罪規定，針對的是企業內部關鍵崗位人員因腐敗侵害企業、企業家利益的行為。

王愛立表示，從調研了解情況看，各方面反映，近年來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問題多發、易發，主要表現在侵佔、挪用、受賄和背信等方面，其中背信方面反映較為集中、突出的是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為親友非法牟利等行為。同時，這些民營企業內部治理不規範，缺乏有效監督，迫切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治理應對。2013年以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的涉及修改這方面規定的議案、建議和提案有65件，其中很多是來自企業的代表、委員。

這次刑法修改增加民營企業內部人員故意背信損害企業利益的相關犯罪，將民營企業內部人員發生的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為親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資產等三類「損企肥私」行為也規定為犯罪。這一修改將進一步加大對民營企業財產保護力度，為民營企業有效預防、懲治內部腐敗犯罪提供法律手段，積極回應企業家關切。

在浙江湖州埭溪鎮美妝小鎮一家化妝品企業，工作人員在實驗室進行新產品的檢測研發。（資料圖片）

律師：保護民企創新積極性

「草案新增關於懲治民企內部人員腐敗相關犯罪的規定，直擊現實中的痛點。」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立傑律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等新增條款規定的行為，正是民企當前難以取證、立案、維權的典型內部舞弊行為，相信草案如獲通過，將進一步保護民企的創新積極性。

中國現行刑法典自1997年全面修訂以來，已經過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2020年1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並於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值得關注的是，繼刑法修正案（十一）落實產權平等保護精神，加大對侵害民營企業財產犯罪行為的刑罰懲治力度，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的刑法保護後，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繼續增加懲治民營企業內部人員腐敗相關犯罪的條款。

針對民企取證難立案難問題

現行刑法規定了國有公司、企業相關人員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這次修改在上述條文中各增加一款，將現行對「國有公司、企業」等相關人員適用的犯罪擴展到民營企業。草案規定，民營企業內部人員具有上述相應行為，故意損害民營企業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也要追究刑事責任。

「草案中針對民企新增的這幾種罪行，在當前正面臨着取證難、立案難等問題。」劉立傑談及現實執業中的案例時表示，例如某家擁有獨家芯片技術的高科技企業，發現企業高管的親屬也開了一家技術類型相似的芯片企業，即便明明知道這是發生在民企的徇私舞弊行為，但由於這種情況往往行事非常隱蔽，現行刑法的規定沒有將民企納入，如果通過民事訴訟只能是「誰主張、誰舉證」，缺乏像調查國有企業腐敗行為一樣的公權力機關介入，不但給民企的取證和民事立案維權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難，而且即便民事立案成功且勝訴，也往往因為調查權和舉證能力的不足，導致無法獲取對方的實際獲利金額，從而判決的賠償金額過低，與巨大的維權成本不成正比。

劉立傑表示，草案此次新增的民企內部人員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等罪行都是非常隱蔽的，相當於把企業的牆角挖空了，破壞了很多企業的經營，特別是影響了很多創新型民企的積極性。此次草案中的新規定，則是把這些漏洞堵上了。此外，刑法中明確民企也適用這些罪行，對民企內部人員也會起到震懾的作用，有利於民營企業健康、有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