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發生懷疑欺淩事件後,德信中學又懷疑發生校園欺淩事件,短短兩個月已有兩宗事件發生,讓公眾為之震驚。再稍微查下資料,發現香港疑似校園欺淩事件近年時有發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調查顯示,香港學生認為自己受到不同形式欺淩的程度最高,與香港位居國際前列的教育水準形象實極不相襯。
面對香港校園欺淩數量上升的現實問題,很多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都給出過不同理論和解決方案。有專業人士認為,一些因有學習差異、無法跟上課業進度的學生,往往為了打發時間或爭攞師長注意,欺淩同學;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因不善社交,最易成為被欺淩物件,而部分曾被欺淩的學生,隨著年紀漸長,漸漸變成欺淩者。還有人指責學校管理和教育不到位,無采攞措施做到防患於未然云云。
筆者以為,香港校園欺淩上升原因除了以上學生自身因素、學校教育、管理因素,還與教育環境有關。近年香港教育環境越來越政治化,社會環境充斥著各種暴力、辱鬧等不文明行為,而這些行為只要被政治人物冠上自由、民主等帽子,社會就可以容忍。例如,不學無術發動暴亂、辱鬧師長及隨意侮辱同學等。古代教育培養君子,“德”系評價一個人最基本的質素,也是從古至今教育最基本要求。我們社會已經寬容到原始狀態,只要政治需要,放任扭曲人格的學生如挑梁小丑般的表演,組織暴動學生被稱為“香港英雄”。更糟糕的是,“師者,人之模範也。”有些老師向學生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鼓動學生反政府、反社會。
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認為,人多數行為是通過觀察別人的行為和行為結果而學得的,依靠觀察學習可以迅速掌握大量行為模式。試想一下,我們置身於如此政治化的教育環境中,學校不敢進行做人最基本的“德”教育,唯恐俾個別學生、家長、校友甚至一些社會人士聲討。學生向社會習得大量暴力行為模式,缺乏對他人最基本的尊重,完全失去敬畏之心。香港校園欺淩,其實是提醒我們反思,香港教育環境究竟在培養什麼樣的人?
本網評論員:阿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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