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土地革命時期，港澳地區在殘酷革命鬥爭中似乎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的“避風港”，多名中共領導人在這裡開展革命工作，傳遞革命烽火。這一時期，以香港為華南總站，一條中央秘密交通線，成為中共中央與贛西南、閩西的中央蘇區之間的紅色血脈，被稱為“摧不垮打不爛的地下航線”。

避風港

1927年10月的一天，一條小船在疾風大浪中悄悄接近香港。船裡是病重的周恩來，以及憂心如焚的葉挺、聶榮臻和當時中共汕頭市委書記楊石魂。從廣東陸豐上船，顛簸了兩天一夜後，終於看到香港的高樓大廈時，他們激動萬分。

這是聶榮臻女兒聶力在《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一書中所敘的一幕。南昌起義後，輾轉流離的革命者們將香港視作了避風港。

從1927年到1949年的20多年間，分屬中共、國民黨各派別、內地軍閥、殖民政府甚至國外間諜、蘇俄職業革命者等政治勢力的各色人物，都曾以港澳這兩個東方“自由港”為陣地，進行生死博弈。

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川流不息的各色人群，成為了天然的掩護，這裡既是中共連通內地與海外的重要橋樑，也是反革命風暴席捲內地時相對安全的所在。清華大學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原部長、國務院參事室原特約研究員曹二寶告訴記者，在1927年4月17日，就是蔣介石“4·12”反革命政變僅僅數日，中共廣東區委就轉入了地下並轉移香港，並陸續在香港活動，直到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

香港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劉蜀永介紹，1927年10月，周恩來曾在九龍油麻地廣東道養病，並參加當時在港的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研究廣州起義的會議。 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來前往香港，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擴大會議，糾正李立三對廣州起義所作的錯誤結論和懲辦做法。 1929年和1930年，鄧小平曾兩次到過香港，並與黨內同志開會討論工作。

“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共主要領導人就曾到過香港，利用香港開展革命工作，對香港的特殊作用就已經有所認識。而這種歷史淵源，也一直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日後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劉蜀永說。

澳門亦同樣接納了共產黨的多名領導人。澳門賈伯樂提督街76號，一棟帶著前花園的兩層小樓，是葉挺將軍的故居。 1927年8月，葉挺在南昌起義後，由澳門特別支部安排，在澳門隱居一月有餘。當年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再次回到澳門隱蔽起來，半年後前往蘇聯和歐洲。 1932年-1937年，他從海外歸來，定居澳門。

如今，這棟故居被重新修葺後向外開放，南國天氣晴好，風拂過小院棕櫚，迴響著歷史的悠長余音。

大動脈

“交通線就像我們身上的血脈。”

這，是毛主席對於中央紅色秘密交通線的評價。

曹二寶對記者說，1927年“八七”中央緊急會議文件中提出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應當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機關”，“各省亦應有此等機關之組織，務使本黨有一全國的交通網。”中共在全國的秘密交通網共有3條主線：北方線、長江線和南方線，其中南方線有4條支線。但2條主線和南方線的3條支線，都被國民黨破壞了。只有南方線的一條支線“華南線”，一直安全運作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撤出中央蘇區。

1930年1月，一條由上海到香港，再到廣東汕頭、潮安、大埔和福建永定、上杭、長汀，終點是江西瑞金的“韓、汀江線”即“華南線”被打通。

香港是當時華南交通總站所在地，是交通線得以嚴絲合縫運轉的一個重要齒輪。

上世紀30年代初的銅鑼灣，洋樓林立，雙層電車緩緩駛過，各色人等行色匆匆。戴著琺瑯眼鏡、西裝革履的饒衛華走在人群中，沒有人知道，他就是華南交通總站首任站長。

“總站的職能不同於其他大站，其他站是線上的一個節點，香港站依託中央和地方黨組織及所領導的機構資源形成的工作平台，成為一個樞紐，連著多個方向，北往廣州、南雄，西面通向河內、龍州、百色等地區，南面聯繫海外黨組織，東面就是‘韓、汀江線’。”華南交通總站首任站長饒衛華的兒子、廣州南沙區關工委常務副主任饒潮生告訴記者，華南交通總站不僅輻射華南地區，也鏈接全國各地紅軍、各蘇區，乃至海外的共產國際。

饒潮生介紹，饒衛華來到香港後，首先在香港銅鑼灣建立了一個秘密機關和招待所，以接待從上海臨時黨中央送來的干部。他還多方尋找、接收、甄別、安置那些參加過省港大罷工、廣州起義等革命活動或正在被敵人追捕的黨員，幫助他們找回組織或隱蔽或轉移。

在饒衛華後，廖仲愷、何香凝的女兒廖夢醒與丈夫李少石曾負責過香港交通站的工作。香港交通站當時就設在廖夢醒家，蘇區來的報告與上海傳過來的指示，都經過了特殊處理，到了香港以後廖夢醒重新“翻譯”和處理，再交給交通員發出來。蘇區的很多文件用草紙就“藥水”所寫，廖夢醒通常要把草紙上的字用碘酒顯示出來，再用很細的筆抄在薄紙上，以便於交通員長途攜帶到上海去。上海給蘇區的文件則正好相反，字寫得很細，甚至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廖夢醒把文件抄在草紙上，再由交通員帶進蘇區。

以華南交通總站為中樞，中共在南方構建了一張情報資金物資網絡，特別是中央紅色交通線，蜿蜒曲折數千里路，堅持鬥爭1300多個日夜，山長水遠，生生不息。在漫長的地下鬥爭中，這條交通線是時間最長、作用最大、也是唯一沒有被破壞的交通線，被稱為“黨的血脈”。

生命線

在華洋雜處、商業繁榮、通商海外的香港，共產黨利用華南交通總站，成功運作“中央紅色交通線”。據曹二寶統計，四年中，走過這條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的重要人物有200多人。

其中，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0人：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陳雲、任弼時、鄧小平；“十大元帥”6人：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全國解放前犧牲的中共名將葉挺、惲代英、彭湃、左權等；還有“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和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以及後來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楊尚昆、鄧穎超等。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秘密轉移蘇區的中共中央機關全體人員，都通過這條交通線安全到達中央蘇區。

“把香港作為華南交通總站，突顯了香港在中國革命中就有的內地難比難替的全局性地位功能。”曹二寶說。 “相比國民黨在內地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人’的白色恐怖，香港的對敵鬥爭環境相對寬鬆。特別是300萬蘇區軍民年需900萬元食鹽、600萬元布匹和各類緊缺的軍需物資，不可能在國民黨軍警特對蘇區實行‘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的嚴密封鎖下，全都在內地徵集或採購。”

除了將重點人物送往蘇區，紅色交通線還為蘇區供應了大量物資和接受轉送來自各地籌集及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是一條真正的“生命線”。

曹二寶告訴記者，“作為國際通商要道的香港，給中共提供了到全球主要是東南亞採購物資的便利。蘇區土改沒收和反‘圍剿’戰場繳獲的金銀珠寶等硬通貨，也可在香港或同是華洋雜處的汕頭、上海，兌換成海外或內地通行的鈔票，用於採購物資或上繳中央作為革命經費。加之，內地陸路關卡眾多，而香港水路進出內地相對方便、海路進出上海相對安全。”有數據顯示，中央紅色交通線完成了高達6000多擔重要戰略物資的輸送。

“這條長達3000公里的交通線，在1300多個日日夜夜中秘密傳遞的情報、護送的人員和物資，全部安全無損。創造這個傳奇的，就是無數英勇機智的交通員。”曹二寶表示。這條紅色交通線上的足印，深深烙下了艱苦年代共產黨人的不屈精神與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