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將首次為香港制定本地「五年規劃」，並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這個動向在社會上引起不少討論。過去香港的施政模式，主要依賴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政策節奏偏向年度化，雖然靈活，但面對產業轉型、創科發展、北部都會區建設等長周期議題時，往往顯得碎片化。今次提出以五年為周期作整體部署，反映特區政府希望以更有系統、更具前瞻性的方式規劃未來發展，亦顯示出在新形勢下，香港需要一套更清晰的中期藍圖。

回顧近年情況，香港經濟在疫情後逐步復甦，旅遊、零售和出口均有改善，金融市場保持韌性，但同時亦面對結構性挑戰。樓市仍在調整期，產業過度集中於地產和金融的老問題未完全解決，青年向上流動空間、創科生態成熟度、土地供應壓力等，都不是一年半載可以處理的議題。若只靠年度政策「見步行步」，容易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整體方向。五年規劃的提出，正正是希望為香港未來五年甚至更長遠時間，建立較為清晰的發展框架。

更重要的是，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近年愈來愈強調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國家每一個五年規劃，都為整體經濟社會發展訂立戰略目標，包括科技創新、綠色轉型、數字經濟、高端製造等方向。香港若能在自身規劃中主動對接相關布局，例如在國際金融、人民幣國際化、航運物流、專業服務、創科轉化等方面找準定位，既可以鞏固自身優勢，亦能在國家發展格局中發揮更大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制定本地五年規劃，不單止是行政安排上的改變，更是一種發展思維的轉型。

當然，社會上亦有疑問，擔心五年規劃會否削弱香港一向強調的市場主導和高度自由。這種關注並非無的放矢。香港成功的關鍵，在於法治、自由經濟和高度開放，如果規劃變成過度干預市場、以行政命令主導資源配置，反而可能削弱競爭力。因此，五年規劃應該是一份方向性、策略性的文件，而不是細緻到干預企業運作的指令清單。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提供基建、制度和政策環境，為市場創造條件，而不是取代市場。

另一個關鍵，在於規劃的制定過程是否具備足夠透明度和社會參與。香港社會多元，工商界、專業界、基層市民、青年群體對未來發展都有不同訴求。若五年規劃只是由少數部門閉門制定，未充分吸納社會意見，容易令部分群體感到被排除在外。相反，如果能透過諮詢、公開討論、數據分析等方式，讓社會理解規劃的目標與取捨，甚至參與部分議題的設定，規劃的認受性和執行力都會大大提高。

此外，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亦不可忽視。全球經濟波動、地緣政治緊張、國際金融市場變化，都可能對香港造成影響。五年規劃若過於僵化，一旦外部形勢急劇轉變，便會陷入被動。因此，規劃本身需要保留彈性，例如設立中期檢討機制，定期評估執行情況和外部環境變化，適時作出調整。長遠規劃與靈活應變，其實並不矛盾，關鍵在於制度設計是否得當。

從治理角度而言，五年規劃亦有助提升跨部門協調。過往不少大型項目，因不同政策局各自為政，推進速度受阻。若由特首親自領導專班統籌，並以五年目標為共同依歸，各部門在土地供應、交通配套、產業政策、人才引進等方面就更容易形成合力。對於北部都會區、創科園區、智慧城市建設等涉及多範疇的項目，這種整體推進模式尤為重要。

總體而言，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是一次制度層面的嘗試，也是發展階段轉型下的必然選擇。它既反映香港希望更好銜接國家戰略，也顯示特區政府意識到單靠年度施政已不足以應對未來挑戰。不過，規劃本身並非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關鍵，在於如何在堅持「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法治優勢之同時，以更長遠視野處理土地、產業、人才和民生問題。

如果五年規劃能做到方向清晰、程序公開、兼顧市場活力與社會公平，並設有有效的檢討與調整機制，它有可能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支柱。相反，若只是形式上的文件，缺乏具體落實和社會共識，便難以發揮應有作用。未來幾年，這份規劃如何制定、如何執行，將直接影響香港在新時代下的定位與競爭力。對於這座城市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一次重新整合優勢、再出發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