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史記》一書，因為充溢着作者的批判精神，後來的學者以為《史記》一書係司馬遷發憤之作，因疑其對於史實的紀述，不甚注意。例如班固就說過：「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自宋以後，學者多因襲班固之說，在《史記》中吹毛求疵。如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中，有《史記正誤》一篇，金王若虛有《史記辨惑》，明柯維騏有《史記考要》，清杭世駿有《史記考證》，梁玉繩有《史記志疑》，邵泰衢有《史記疑問》。這些學者的著作，對於《史記》，雖亦各有發明之處，然大抵據經以證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盡正。

史料的搜集編制及其歷史觀

我不是說，司馬遷對於史實的敘述，完全沒有疏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以為司馬遷的疏漏與自相矛盾，不是因為他不注重史實，或故意歪曲史實，而是因為他在整齊百家雜說，貫穿經傳遺文之時，千頭萬緒，精力有時不能顧及之所致也。

據我從《史記》中所知，司馬遷對於記錄史實，非常嚴謹。非根據古書，即根據訪問，從未隨便紀一事，傳一人。

其根據古書之例，如司馬遷作《五帝本紀》，自唐、虞以下，則根據《尚書》，作殷、周本紀，則根據《尚書》、《詩經》。他說：「自成湯以來，採於《書》、《詩》。」至於自唐、虞以上，他一再聲明「尚矣」，「不可記已」。故紀此「尚矣」之時，則擇傳說中之「其言尤雅者」，以為資料。

對於上古史如此，對於周以來的歷史亦如此。如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在《六國年表·序》，則曰：「太史公讀《秦記》。」在《秦楚之際月表·序》，則曰：「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按即《楚漢春秋》等）。」在《惠景間侯者年表·序》，則曰：「太史公讀列封（按即封建諸侯的檔案）。」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在《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為篇，疑者闕焉。」

作《老莊申韓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皆曾讀其人之書。作《孫子吳起列傳》，則曾讀《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作《屈原列傳》，則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作《賈誼列傳》，則曰：「讀《服鳥賦》。」作《陸賈列傳》，則曰：「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作《管晏列傳》，則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一言以蔽之，載之經、傳者，必據經、傳；其人有著述者，必讀其人之書。但司馬遷亦非凡書皆信，如「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之「諜記」，因與「古文咸不同乖異」，司馬遷即不以為據。又如言怪物的《禹本紀》、《山海經》，亦不置信。他在《大宛列傳·太史公曰》中云：「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馬遷著《史記》，並非閉門造車，有若干史料，皆係身歷其地或親訪其人而得來。例如他作《河渠書》則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作《齊太公世家》則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作《魏世家》，則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作《孔子世家》，則曰：「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作《孟嘗君列傳》，則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作《信陵君列傳》，則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作《春申君列傳》，則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作《蒙恬列傳》，則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作《淮陰侯列傳》，則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作《樊酈滕灌列傳》，則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這些，都是親歷其地的例子。

還有親訪其人者。例如他作《遊俠列傳》，就曾訪問過當時的大俠郭解。他在《遊俠列傳·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又如他作《李廣列傳》，亦曾訪問過李廣。他在《李廣列傳·太史公曰》：「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司馬遷對於同時的人，大半可以訪問者必訪問，不僅對郭解、李廣二人為然也。至不能見其人者，則「視其友」。

司馬遷對於以前的古人，大概有圖像者，必觀其圖像。例如他在《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所以他深以田橫沒有圖像遺留下來，不能狀其貌為遺恨。他在《田儋列傳·太史公曰》：「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此外，其史料亦有友人轉述者。如《項羽本紀·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刺客列傳·太史公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霍去病列傳·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

由此，可以證明，司馬遷對史實的記錄，並不是不注意。至於《史記》中所載史實，仍有疏漏抵牾之處者，則是著作家所難免。而且有一部分是司馬遷所不能負責的。例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出現了昭、宣、元、成諸帝的年號，《楚元王世家》記地節二年之事，《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中，出現了揚雄的名字等等，這些都是後人所竄，非司馬遷之原作。

據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載，《史記》一書，至宣帝時，始由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發表於世。以後流佈，頗有缺失，班固所見者已缺十篇。但班固僅說「十篇缺」，而未指明何十篇。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而顏師古則云：「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總之，《史記》是經過後人的纂補，這是很明顯的；因而其中有一部分錯誤，歸纂補者負責。

兩千年來，讀《史記》未有不盛讚司馬遷之文章者；誠然，司馬遷的文章真是氣勢蓬勃，既沉重而又飛舞。但無論怎樣，文章總是司馬遷的餘事。而且司馬遷也從來沒有在文字上去雕刻。他決不故為深奧，作出一些讓他同時代的人看不懂的文章，以顯出自己的高深典雅；反之，他引用古文，多改為漢代當時所通用的言語。例如他引《尚書》，絕不照抄「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而是改為「帝堯者，放勳」。如果司馬遷生在現在，他一定把這句話改為「傳說中的堯皇帝，他的名字叫放勳」。

司馬遷不學《尚書》，而後來的史學家，偏要學《史記》。假如司馬遷死而有知，一定說：「這都是他不肖的門徒，只知模仿其皮毛，而不知師承其精神，見帝王則曰神聖，見革命的豪傑，則曰盜賊，何其無恥也！」

司馬遷的文章之好，不在於筆調，而在於他善於組織史料。例如他傳伯夷，則錄其《西山之歌》，以顯其氣節；傳孔、孟，則錄其言語，以顯其大道；傳老、莊，則錄其著作以顯其學派；傳屈、賈，則錄其詞賦，以顯其文章；傳儒林，則錄其師承，以顯其淵源；傳管、晏，則錄其政績，以顯其文治；傳田單、樂毅，則錄其戰伐，以顯其武功；傳蘇、張，則錄其遊說，以顯其縱橫；傳貨殖，則錄其財產，以顯其富厚；傳刺客，則錄其敢死，以顯其慷慨；傳遊俠，則錄其重諾，以顯其俠義；傳滑稽，則錄其笑謔，以顯其諷刺；傳佞幸，則錄其賣身投靠，以顯其下流無恥。

總之，他對於每一個紀傳的人物，都能抓住他的特點，闡揚他的特點，使這個被紀傳的人物，躍然紙上，蕭疏欲動。例如他寫刺客，不但從紙上飄起慷慨悲歌之聲，簡直是匕首當前，鮮血射面。像以上所述，就是司馬遷的文章之所以成為千古的絕調。至若之乎也者，乃其餘事。

____________

上文節選並改編自《司馬遷和他的歷史學》

《司馬遷和他的歷史學》

作者：翦伯贊

出版社：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4/27/01014744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