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戰後香港的「中國難民問題」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成為冷戰期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爭拗的議題。即使北京承認有部分民眾逃往香港,後來又稱之為「外逃」事件,但從不把他們視作難民,否則等於向外界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政治迫害或管治失當,令民眾無法忍受,那將損害社會主義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北京通常稱他們為偷渡者、外逃者、普通移民,認為不少人只是前往香港工作、探親、學習、定居,是進行正常的交流,而且經常強調歡迎他們返回內地。北京拒絕承認香港存在「中國難民問題」,也要求聯合國和各國停止所謂「中國難民援助」,宣稱那只是顛覆共產主義政權的陰謀。
而因為許多國民黨支持者接受香港政府和民間團體的救助,北京時常抨擊英國和「美帝國主義」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容許反共力量藉慈善救濟達到政治目的。麥志坤則認為,北京其實十分清楚部分內地民眾是由於害怕共產主義政權而選擇離開,所以其否定「中國難民問題」的理據頗為單調薄弱。
但北京對「難民救濟」的指責也不是毫無道理,「中國難民問題」確實成為冷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其中一個政治宣傳工具。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後遷到台灣,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依然渴望「反攻大陸」,重奪政權,因此積極重整軍備和尋求美國的援助,並且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和合法性。由於大量民眾從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內地逃難至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國民黨視「難民問題」為一個絕佳的反共題材,故藉此大肆抨擊社會主義制度,宣傳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變成「人間煉獄」,又藉媒體廣泛報導和謳歌「中國難民」是爭取自由的「反共義士」,用以離間內地民眾和中共。基於自身地方和資源都有限,台灣方面也尋求聯合國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對「難民」的援助。
美國同樣利用「難民問題」獲取政治利益。1950年代,美國支持國民黨政權,並努力壓制共產主義的影響力,因此和「中華民國」合作救濟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美國的目的還包括人道主義關懷、利用「難民」收集情報,以及吸納「難民」中的人才。不過,美國認為英國應對香港的「難民救濟」負上最大責任,因此其援助不如台灣方面積極。事實上,美國在戰後初期救濟的對象主要是逃離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難民。直到1954年,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政府認為對亞洲「難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協助是一個有力的反共工具,因此成立了美國遠東難民計劃(Far East Refugee Program),為「中國難民」提供救濟,以至幫助他們移居美國和台灣地區,其後又關注「難民」的居住、醫療和職業訓練。Edward Szczepanik也認為,美國和台灣當局進行「難民援助」的首要目的,是鼓勵「難民」離棄共產主義,人道考慮反而變得其次。
聯合國難民署在195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和美國一樣,該署早期的救援對象主要為歐洲難民,亞洲包括香港「難民」自然受到忽視。隨後由於「中國難民問題」日趨嚴重,加上美國和台灣當局及其他不同組織的多番呼籲和爭取,難民署和各國才逐漸關注。按照前述聯合國《公約》的定義,難民必須是「不能或不願接受原籍國的保護」。但在冷戰的氛圍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稱自己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究竟「中國難民」的國籍誰屬?他們是否得不到原籍國的保護?這些涉及「中國難民」法律地位和難民資格的問題會影響他們獲得國際援助。部分聯合國會員國,尤其是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下的各國就此不斷爭拗。這種分歧與其說是對法律的不同理解,不如說是政治角力。
舉例來說,法國和比利時認為「中國難民」可尋求國民黨政權保護,因此不符合,也不需要聯合國難民署的救濟。土耳其和台灣方面則強調逃離中國內地的民眾為「實際上的難民」,理由是現實上大量「難民」去了香港而非台灣,令「中華民國」難以保護他們。而且「中國難民」在香港的生活十分悲苦,難民署應以人道主義作優先考慮,儘量提供幫助。另外,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代表,蘇聯在聯合國會議上駁斥「中國難民問題」「根本不存在」,也不值得討論以至援助。蘇聯強調,所謂的「難民」不是真正的難民,他們是前往香港進行各種交流和活動的內地居民。蘇聯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他們重返內地,反而是香港政府對此加以阻礙。
聯合國後來發表對「中國難民」的考察報告,雖然稱香港的「中國難民」為「實際上的難民」(de facto refugees),但又強調有關問題的爭論焦點和原因,其模棱兩可的態度令援助被拖延。結果,「中國難民」的法律地位始終未被弄清,各國也依然為此而爭拗。直到1950年代末,由於「難民救濟」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再加上美國和台灣當局的持續爭取和呼籲,即使複雜纏繞的法律問題仍然存在,聯合國各會員國還是逐漸把注意力放在對「中國難民」的切實救援上。倫敦和港府明白,「難民問題」不單關乎人道主義救濟,也牽涉千絲萬縷的國際政治博弈,但他們對「中國難民」的考量和處理也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1950年代初期,港府和倫敦不但關注「難民潮」為香港社會帶來的負擔,更憂心原已存在的國共鬥爭會因而變得更加劇烈,兩地政府的立場基本一致。但到1950年代中後期,兩地政府對如何處理「難民問題」產生分歧和矛盾,背後涉及英國和香港的關係,以及雙方對財政、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的看法上存在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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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從救濟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國難民政策」(1945-1980)》
《從救濟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國難民政策」(1945-1980)》
作者:黃耀忠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3/13/0101426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