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文化發展在現今時代往往受兩項經濟因素驅動——全球化的藝術市場和煥發生機的文化旅遊行業，對於博物館來說，擁有國際目光的發展策略日趨重要。在今年11月末舉辦的博物館高峰論壇中，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的國際協作部主任Nadja RACE與紐約現代博物館（MoMA）的國際部總監Jay LEVENSON分別向觀眾介紹了這兩座世界級博物館是如何在全球化時代運用國際化的策略進行自身發展並增強世界影響力。

廣泛吸收：異文化題材針對多元社群

館藏與展覽

Nadja RACE直言，大英博物館是「A Museum of the World for the World」，這或與大英博物館的發展歷史緊密相連。1753年，收藏家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將71000間個人藏品捐贈給了國家，這成為了這座世界級博物館建成的契機。而後，博物館的館藏隨著英國18至19世紀中期的對外擴張不斷增加，這更鞏固了大英博物館館藏的「國際性」。依賴著館藏的天然優勢，大英博物館會定期舉辦針對不同文化及不同歷史時期的主題展覽，如2009年介紹瑪雅阿茲塔克統治者蒙特祖馬皇帝的主題展覽、2011年探索古阿富汗文明的展覽以及2013年介紹古哥倫比亞文明的展覽等。時至今日，大英博物館仍未停下擴充國際化館藏的腳步，而新擴充的藏品更具有現代藝術的色彩，呈現了異文化在現今時代的發展面貌，例如台灣藝術家劉國松在1970年創作的「日月浮沉」以及伊朗藝術家Sara Rahbar2014年創作的Narcissist國旗系列等。

而對於MoMA來說，「世界性」並不像大英博物館一樣根植於基因之中，然而「現代」作為博物館一直思考和探索的概念讓「世界性」也無法避免。MoMA是由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的Abby Aldrich Rockefeller以及兩位女性友人Lillie P. Bliss和Mary Quinn Sullivan一同創建的。創建之初，MoMA曾經歷過一段角色定位的掙扎時期——MoMA究竟該收藏並展出怎樣的藝術品？而被委任成為創館館長的Alfred Barr在1933年《永久館藏報告》中給出答案，他希望MoMA保持館藏的活力和與時俱進的能力，正如報告中著名的「在時間中前進的魚雷」——它的前端指向不斷前進的現在，它的尾部帶著不斷後退的過去。而就在「魚雷」的前端，我們就可以看到墨西哥藝術的身影，而尾部，作為「背景性」收藏，Non-European（非歐洲的藝術）也是展示現代藝術緣起和歷史的重要部分。因此，就像早在1931年墨西哥藝術家Diego Rivera在MoMA創作「portable Mural」，MoMA從不缺少國際藝術家和藝術品的身影。而從2009年開始，MoMA更開展了C-MAP計劃，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才前往紐約匯面，並將各部門的專業團隊送往北美和歐洲以外的地區研究在地文化，自2010開始，C-MAP計劃已促成24場國際展覽，效果顯著。

研究及出版物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最早是由BBC廣播電台和大英博物館合作的項目，在此項目中，大英博物館共挑選100件展品，並由館長Neil MacGregor親自編寫每件展品的介紹，在BBC分100期，每期15分鐘進行播出。這100件展品涵蓋古代藝術、工業、科技以及武器等各個領域，分別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人類的歷史。之後，這一項目衍生出了出版物，於2010年10月發行。從2016年開始，更有巡迴展覽在阿布扎比、東京、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展示這100件展品中的部分內容。比起只是運用BBC推廣博物館的展品吸引更多的觀眾，大英博物館的野心似乎不止於此，將100件展品作為串聯起人類200萬年的發展歷史，其實是希望自己的展品可以作為標誌在人類歷史上有一席之地。

MoMA以國際視野開展的研究主要以出版物Primary Documents Series來呈現。這一文本系列主要的受眾為對國際現當代藝術感興趣的英語讀者。Primary Documents Series會嚴謹地翻譯對於特定國家、歷史時期、領域、主題進行研究的學術資料，甚至會委任特定學者進行寫作。這一項目從2002年開始，已持續了近20年的時間。正如最新的一部著作《Taking Positions: Architects Write in Latin America 1920-1985 Primary Documents》將著眼於拉丁美洲1920至1985年的建築師，這一系列已經介紹過諸如阿拉伯世界的現代藝術、1945至1989年的戰後日本藝術、中國當代藝術、現代瑞典設計、1960年代的阿根廷藝術等。

專業輸出：從業者訓練與合作

訓練計畫

每年夏天，大英博物館都會開展國際訓練計劃，邀請至多26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從業人員前往倫敦進行為期六週的博物館與文化遺產相關專業的訓練。至今，已有超過270位來自43個國家的專才在大英博物館受訓。對於這些受訓的從業者來說，這一訓練項目不僅使他們增進相關知識和拓展相應技能，更重要的是建立聯繫網，讓他們在離開倫敦以後還可以同期的其他國家的同行保持聯繫。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館還開展了一個伊拉克計劃，該計劃由英國政府出資290萬英鎊進行贊助，更具體針對2015年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造成的破壞，50位受訓者首先在英國進行培訓，學習考古學及地質勘探的相關知識和技能。之後前往伊拉克的展區實地評估和修復，並為重建進行準備。

而MoMA的International Curatorial Institute更著眼於策展或領導力的培養，該計劃邀請國際策展人與MoMA的職員進行為期兩周的密集式培訓，在培訓中，受訓者將探索領導模式、財務管理模式、以及機構調整模式的多種可能。受訓的形式包含授課、個人化的匯面、正式演講、館藏導覽以及圓桌會議。亦會邀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教授進行非牟利機構的管理技能的培養。曾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建館館長Oscar Ho就曾參與此受訓計劃，而他之後還創辦了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

跨地合作

對於大英博物館來說，跨地合作也是其顯著的特點之一。除了前文提到的，在世界巡迴展出的「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展覽，大英博物館會向世界其他博物館出借重要展品，包括賽勒斯缸（The Cyrus Cylinder），佩特農神廟著名的河神伊利索斯像（The River-god Ilissos）以及哈德良皇帝像（Emperor Hadrian）等。同時，大英博物館還會和特定場館展開長期合作，就如2009年，大英博物館曾和阿布扎比Zayed National Museum簽署10年協議，包括出借重點展品、培訓阿聯酋員工以及為博物館的發展和運營提供建議等，支持建設這座即將在阿聯酋建成的博物館。

博物館國際化策略的兩種思路

對於享譽世界的知名博物館來說，大英博物館和MoMA提供了兩種國際化的思路。其一是「吸收」的方向，將國際化作為一種內容，進行研究與吸收，並以出版物和展覽的方式呈現出多元的面貌，擁抱不同的受眾與社群。另一種是「輸出」的方向，以從業者的合作和場館的合作構建網絡，架構起博物館的形象，以及輻射世界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對於其他博物館來說，大英博物館和MoMA的兩種國際化思路是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的，然而在實操層面，又有多少博物館可以像這兩家博物館一樣，擁有豐富的館藏、雄厚的資金以及專業的團隊支持這樣的國際化策略呢？對於絕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博物館來說，他們可能大多只掙扎於國際化的「下游」，被作為研究的對象，以及專業培訓的受眾抑或是大型國際展覽的承載方。如何扭轉這一局勢，或需要更多的時間。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12/03/0101333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