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當世界進入深刻變革與深度調整的時期，文明之間如何相處、國家之間如何合作、科技進步如何更好地服務人類，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時代命題。
11月9日至10日，來自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位政府部門代表、國際組織代表及海內外專家學者齊聚澳門，參加「文明互鑒國際論壇2026」。圍繞「文明互鑒與傳承發展」這一核心主題，與會嘉賓通過近40場專題演講和學術交流，從歷史文明、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到人工智能與人文價值，展開跨地域、跨學科、跨文化的思想對話。
這場以文明為主題的國際論壇，不僅讓世界再次看到澳門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底蘊，也提出了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當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緣政治分歧加深、人工智能加速重塑社會，人類應當如何超越隔閡，在差異中尋找共識，在交流中創造共同價值？
從澳門的文明對話，到即將於11月18-19日在深圳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兩場國際盛事雖然側重點不同，卻形成了頗具意味的時代呼應：文明互鑒為國際合作培育理解與信任，開放合作則讓相互理解轉化為共同發展的現實成果。
一、文明互鑒，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在差異中尋找共識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這一理念並非抽象的文化口號，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反覆證明的事實。
從古代絲綢之路到海上貿易網絡，從東西方哲學思想的傳播到語言、宗教、藝術與科學技術的交流，不同文明從來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商品貿易可以連接遠方的市場，人員往來可以帶來生活方式的變化，而思想與文化的交流，則不斷拓展人類認識世界的邊界。
本屆論壇的主旨發言，正是從不同歷史與文化維度，重新審視文明交流的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時以「天下文明與文明互鑒」為題，從文明歷史和文化傳承的視角展開闡釋；日本東洋文庫研究部部長、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濱下武志圍繞「歐亞海域網絡與海洋文化交流」，探討海洋網絡在不同文明交往中的歷史作用；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以「珠江濠江香江：堅持面向世界，引領時代新潮」為題，關注粵港澳地區面向世界的文化聯繫；中央民族大學校長強世功則從「一國兩制」切入，探討制度實踐與文明互鑒之間的關係。
來自不同國家和學術領域的學者，從各自的研究路徑出發，共同指向一個重要認識：文明交流不應以一種文明取代另一種文明，也不應以單一標準衡量不同文化，而應建立在平等尊重、相互理解和開放包容的基礎之上。
這也是全球文明倡議所倡導的重要理念。面對國際社會中的認知分歧與文化隔閡，真正有意義的文明對話，不是要求彼此消除差異，而是學會理解差異、尊重差異，並在共同面對的問題中尋找合作空間。
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價值，也正在於此。兩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長期形成中西文化交匯、多元文化共存的社會環境。不同制度、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在這裏相遇、交流與互動，使港澳不僅具有連接內地與世界的地理和經濟優勢，也具備開展跨文化溝通的歷史積澱和社會條件。
文明互鑒的意義，因而不只在於回望歷史，更在於為未來國際合作建立理解的基礎。
二、澳門的橋梁價值：從歷史交匯走向當代文明對話
如果說歷史賦予澳門中西文化交匯的獨特底色，那麼新時代則為澳門提供了將這種文化優勢轉化為國際交流能力的新空間。
澳門長期與葡語國家保持語言、文化和歷史聯繫，是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重要交流平台。本屆論壇專門設置「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文明連接」分論壇，將海上絲綢之路、中葡文化交流、語言傳播和青年交往納入討論，正是對澳門獨特定位的進一步拓展。
值得關注的是，文明交流並沒有停留在論壇發言和學術討論層面，而是形成了具體的合作項目。
閉幕期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體育局與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出版社基金會簽署出版合作協定，計劃分批完成20部中國經典著作葡語譯本的翻譯、審校、出版與推廣，推動中華經典文化進入葡語國家和地區。
與此同時，《「中國文化之窗」專版集粹》新書發布，也展示了澳門通過媒體合作推動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實踐。該項目由《澳門日報》與葡萄牙《新聞日報》於2023年9月合作啟動，三年來已推出160期葡文專版，並在海外社交平台發布近1470篇內容。此次出版的中葡雙語圖書，精選收錄歷年專版中葡文文章各約150篇。
這些實踐值得重視。文明交流最終需要落實到具體的人、具體的語言、具體的作品和持續的合作機制之中。一篇文章的翻譯、一本經典著作的傳播、一場青年交流活動，看似不如大型國際會議引人注目，卻可能在長期積累中形成更加持久的文化影響力。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鍾怡在接受《香港商報》採訪時，談到了文明交流與經濟、科技合作之間的深層關係。她認為，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是所有經貿合作和科技合作的底層基礎。經濟與文化並非相互獨立，而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孿生體」。無論是科技輸出、產品貿易還是產業合作，都必須尊重合作國家的文化底蘊、歷史傳統與民俗習慣，貼合當地的發展需求，才能真正落地、走深走實。
這一觀察觸及國際合作的一個關鍵問題：市場可以通過貿易連接，技術可以通過投資轉移，但信任與認同無法簡單複製。缺少對當地文化和社會環境的理解，再先進的技術、再成熟的商業模式，也未必能夠順利融入當地社會。
因此，澳門的橋梁作用不應僅僅體現為語言翻譯和人員往來，更應體現在文化理解、知識傳播、合作協調和人文聯繫等方面。從歷史上的中葡交往，到今天面向全球葡語國家的文化出版合作，澳門正在探索把歷史形成的文化資源轉化為當代國際交流的實際能力。
三、AI時代，文明互鑒面臨新的考題
本屆論壇一個鮮明的時代特徵，是將人工智能提升到文明發展的高度進行討論。
「AI時代的文明之光」分論壇圍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大國責任、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文明交流互鑒和人文價值等議題展開討論。來自中國、歐洲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從國際關係、科技治理、金融、傳播、教育及人文研究等不同角度，探討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深刻影響。
這意味着，文明互鑒的討論已經從傳統的歷史、語言、宗教和文化交流，延伸到數字空間中的知識生產、信息傳播、價值表達和技術治理。
人工智能正在降低語言交流的門檻。機器翻譯、大語言模型和數字傳播工具，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能夠更便捷地獲取彼此的信息。然而，語言可以被翻譯，文化卻未必能夠被完整理解；信息可以快速傳播，認知偏差也可能藉助算法進一步放大。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AI模型的訓練數據、知識來源、語言結構和價值表達，都會影響其對不同文化的呈現方式。如果技術發展只集中於少數語言、少數平台和少數知識體系，人工智能在打破交流壁壘的同時，也可能形成新的數字鴻溝。
因此，AI時代的文明互鑒，既需要技術創新，也需要人文自覺；既要推動數據、算法和應用的開放合作，也要關注文化多樣性、知識公平和倫理邊界。
論壇歡迎晚宴上的一幕頗具象徵意味：數字人「Kiki」向嘉賓致意，智能機器人表演太極和歌舞，澳門中樂團與國樂藝術家方錦龍帶來傳統音樂演出，醒獅、街舞、詠春、粵劇及葡萄牙土風舞等不同文化元素交織呈現。
科技與傳統、東方與西方、數字表達與人文藝術，在同一場景中相遇。這不僅是活動形式上的創新，也呈現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技術越向前發展，人類越需要確認文化的根脈、審美的主體和人的價值。
人工智能可以成為文明交流的新工具，卻不應成為文明表達的唯一主體。技術進步的真正意義，不在於讓所有文化變得相同，而在於讓不同文化更容易被看見、被理解、被尊重。
四、從文明相通到經貿相融：澳門論壇與深圳APEC的時代呼應
文明交流最終要走向現實合作。11月18日至19日，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這是中國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後，第三次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是深圳首次承辦這一重要國際會議。
2026年APEC「中國年」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將開放、創新、合作確定為三大優先領域。圍繞亞太自由貿易區、互聯互通、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亞太各經濟體將進一步探討區域合作的新路徑。
從澳門論壇到深圳APEC，兩個國際平台的議題之間存在着值得關注的內在聯繫。
澳門論壇關注不同文明如何相互理解，深圳APEC則關注不同經濟體如何在開放合作中實現共同發展。前者強調文化溝通與價值認同，後者着眼於經貿規則、科技創新和區域協同。但無論是文明對話還是經濟合作，都離不開平等參與、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贏。
在澳門論壇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接受《香港商報》採訪時表示，APEC再次來到中國、選擇深圳作為主辦城市，不僅將成就中國，也將成就APEC本身，甚至成就世界。他特別期待本屆APEC在跨境數據流動、人工智能監管、數字貿易和綠色智能化合作等領域率先「建章立制」，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亞太新實踐。
這一觀點將澳門論壇討論的AI治理與文明互鑒，進一步延伸至深圳即將展開的區域經濟合作。
當前，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跨境數據流動、AI監管、數字貿易規則以及技術標準等問題，也需要不同經濟體加強溝通協調。亞太地區經濟聯繫緊密、產業鏈供應鏈交織，既擁有廣闊的市場和創新空間，也面臨如何協調規則、共享技術發展成果的現實課題。
APEC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合作機制，能夠為不同經濟體提供政策溝通、經驗交流和務實合作的平台。深圳則以科技創新、先進製造業和數字經濟發展為城市特色，為觀察亞太產業轉型和科技合作提供了一個具體窗口。
鍾怡也從粵港澳大灣區的角度指出，深圳承辦APEC，將為灣區匯聚全球前沿資訊、先進發展理念和高端合作資源，並有助於推動灣區各城市功能定位與分工協作，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深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APEC的意義並不只是一次國際會議，更在於能否把會議期間形成的共識轉化為持續的區域合作成果。開放不僅意味着市場准入和貿易便利，也意味着思想、知識、技術與人才的交流；創新不僅意味着技術突破，也意味着不同經濟體在規則和治理方面共同探索；合作則不僅是資源互補，更需要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基礎上的長期信任。
從這個意義上看，澳門與深圳並非兩場彼此獨立的國際盛會，而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全球交流合作的兩個不同側面：澳門以歷史文化和中葡聯繫搭建文明對話平台，深圳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基礎承載亞太經貿合作，香港則憑藉國際金融、專業服務和跨境規則銜接等優勢，在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方面發揮作用。
三座城市各具特色，也為大灣區更深層次參與國際合作提供了互補空間。
五、文明相通與經貿相融的閉環
從澳門到深圳，從文明互鑒到亞太合作，貫穿其中的其實是一個樸素而深刻的道理：世界越是複雜，越需要交流；差異越是明顯，越需要理解；技術越是快速發展，越需要以人為本。
將澳門論壇與深圳APEC並置觀察，一個更完整的圖景浮現出來。港澳的獨特價值，不在於它們能在文明對話與經貿合作之間二選一，而在於它們恰好站在兩者的交匯點上。「一國兩制」本身就是文明互鑒的產物，它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共存，進而實現不同文明和文化共存。這種共存經驗的可貴之處在於，它證明了制度差異不必導向對抗，規則分歧可以經由持續對話走向互認。
王義桅在採訪中將這一邏輯表述得更為直接：文明互鑒的內核是開放包容、協同共進，新時代亞太合作的核心正是創新合作、互利共贏；澳門文明對話凝聚的多元包容共識，將與深圳APEC的數字創新、區域開放合作相互呼應，以文明相通助力經貿相融。
從澳門到深圳，從文明對話到規則建構，這條線索指向一個並不複雜的結論：亞太共同體的建設，不能只靠關稅減讓和貿易便利化，還需要一種更深層的共識——不同文明背景的經濟體，能夠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書寫數字時代的經濟規則。澳門論壇上那些關於絲路歷史、中葡翻譯、AI倫理的討論，看似與APEC的貿易議程相距遙遠，實則是在為後者準備最稀缺的資源：信任。
當深圳APEC的與會者坐進會議室討論跨境數據流動的監管框架時，澳門論壇已經提醒了他們：那些看似技術性的條款背後，是不同文明對隱私、安全與開放的不同理解。承認這種差異的正當性，並在差異之上搭建可操作的共識，才是「建設亞太共同體」從口號走向現實的關鍵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