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文化，可以是一個很廣泛的用語， 西方語文首見於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提及的“cultura animi”，原意是“靈魂的培養”。中文則源於《周易·賁卦》(成書於戰國時代的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文化是有教化作用的，它培養出一個人的精神面貌，建設精神文明。如果在社會推廣正面的文化可以使人們互相欣賞互相尊重，進一步達致社會和諧。假如在社會推廣反面的文化，則對社會造成沖擊，令應有的價值觀改變，導致社會紛亂甚至滅亡。

城市文化建設要的是有鼓勵性的、積極性的、具包容性的、同時關心社會及熱愛國家的創意產品。這些文化產品為國民帶來歡愉、安慰及鼓舞。廣義來說文化可以包括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術、知識、習俗、表演及視覺藝術等。而音樂就是人們所熟識的其中一種文化。

音樂與城市文化建設皆無終點

普通人把音樂分成高雅音樂例如西洋古典音樂，及通俗音樂例如流行音樂，也有傳統音樂、民間音樂、儀式音樂等。而中國超過二三百種的戲曲更超越了西洋歌劇以及百老匯音樂劇在音樂上的定義。因為中國戲曲的造手、關目、念白以致舞蹈、武打、雜技等都是重要元素，而西洋歌劇較少有這些表現。

音樂觸及的範圍也可以很廣：表演、創作、改編、教育、管理、治療、知識產權、建築等都有音樂的一份。甚至在應用現代行為心理學的理論下，用適當的音樂幫助營銷已是市場學的一門學問。至於近年常常談論用莫紮特的音樂去胎教，使胎兒在母親的腹中已能情緒穩定, 智能有所增長, 就更令家長們關注了。其實無論我國的孔子或古希臘的柏拉圖，都強調某些音調的音樂令人振奮、某些音調的音樂令人胡思亂想、某些音調的音樂令人萎靡不振等。

那麽，到底在城市文化建設的時期大眾需要什麽音樂？我以為這個問題可以有一個方向，但不是具體規範。藝術家要本着自己的社會良心去創作，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令灰心失望的人重獲信心、令充滿苦難的日子帶來安慰、令黑暗的時刻見到一線曙光。這也是我創作音樂的動機，也是我作為一個音樂人，用我熟悉的技能去回饋社會。而音樂在城市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是永遠沒有一個終點的，因為社會不斷變化，人也一代一代地更新，文化建設永遠不完, 音樂也寫之不盡。

古典與流行有著不同的意義

高雅音樂建基於西洋古典音樂創作技巧，寫出可聽性高的優秀作品，一直是有其價值的。但現在要把這些成熟的創作技巧去表現中華文化內涵，這才是我們自己的當代文化，同時替中華民族在音樂上打造自己的經典，而不是不停借用人家的經典。在發展西洋樂器之余，也不要忘記其實這些所謂西洋樂器已全球化了，我們再不會說小提琴是意大利樂器、鋼琴是奧地利樂器。同樣我們也把琵琶認同為中國樂器，很少說是波斯樂器了。在樂器大融合的時代，我們則需要大力發展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風作品以及諸多民樂器作品，也要傳承及保存所有傳統及民間音樂，包括以方言唱出的戲曲及說唱音樂。

至於流行文化中的音樂有其當代社會意義，也是最能馬上影響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生活的。流行音樂及其有關的流行文化已經發展成為很產業化的商業行為了，更有一條很長的產業鏈承接，輻射到很多不同的產品。比如，我們用知名音樂人所代言人的商品可以說是無遠弗屆，這包括房地產、名貴飾物、時服等。但不要忘記令流行歌手受歡迎的始終是歌曲，所以流行文化要能帶出正能量、令人振奮的作品。

我十分推崇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武俠電視劇和音樂，由黃沾先生、顧嘉輝先生、盧國沾先生、鄧偉雄先生、黎小田先生等人寫的詞和曲，多是大義凜然、充滿正氣的。所以那年代的香港人不怕捱苦，都有奮發圖強的所謂“獅子山下”的精神。這當然與當時城中所流行的歌曲歌詞的鼓勵不無關系。盧國沾作詞，黎小田作曲的《天蠶變》也是豪氣幹雲的歌曲。相信無論遇到什麽挫折，高歌下面這段肯定會再次迎難而上：“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浮雲遊身邊發出警告，我高視闊步……一生稱英雄，永不信命數，經得起波濤，更感自傲，抹去了眼淚，背上了憤怒，讓我攀險峰，再與天比高！”

除了流行歌曲的影響廣泛之外，另具代表性的還有抗戰歌曲，一套《黃河大合唱》道出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聲。其文化意義巨大而深遠。再舉一例：老一輩人肯定還記得《桃李劫》，這部1934年的電影主題曲《畢業歌》裏這樣唱道：“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是不是現在的大學生也應該要唱一唱？

一些中性的歌曲例如情歌，都是不同年齡的人可回味、回想的，反正不過度悲哀也就無傷大雅。還有一些關註現實的歌曲也一樣受市民歡迎，自古如此。比如周朝的皇帝就會讓樂官們去采風，只為了解最新的民情。

作曲家的社會使命感

除了這些經典的音樂創作，也千萬不要忘了健康、歡樂、包含家庭教育意義的兒童歌曲。我們從小就要學懂禮貌，不管什麽家庭背景都要尊重別人。要守法、愛家人、愛社會、愛國家。好的音樂熏陶能培養出聰明、成績好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國家才有希望。

雖然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1770-1827）從來沒有考慮過在何種文化建設的意義及方向下去創作，但他始終關註人類及其生活，加上他悲天憫人的情懷，寫成了永垂不朽的第九交響“歡樂頌”。當然，我們可以說是德國詩人席勒（1788-1805）的詞感動了貝多芬。但為什麽席勒的作品出版十幾年來都無法感動其他作曲家呢？所以創作人“有諸內必形於諸外”的本事，這就關乎到作曲家的社會使命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