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回顧霍亂歷史我們會發現，19世紀的蒸汽輪船縮短了霍亂旅行的時間，而21世紀的飛機則讓霍亂弧菌的傳播版圖變得更加廣闊。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那些造福於人類的科學技術給病毒的傳播開辟了新的且往往是更加便捷的途徑與工具。而隨著傳統社會群體之間物理距離的縮短以及交流的頻繁，曾經作為某些地域性的病毒傳染也迅速“國際化”。而21世紀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也正是借助於全球化的東風才得以傳播開來。

傳染性病毒展現了“反人性”特征

病毒的傳播與現代性的緊密聯系如今已是眾所周知的常識，而每一次發生的大面積傳染病對於人類社會、文明以及文化的影響也在美國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一書中被詳細地討論。然而除了這些宏大的影響外，作為處於當下新冠疫情中的我們或許對病毒/傳染病對個體的日常生活、交往模式與親密關系中那些更為細微的改變有著更加切身的感觸。

瘟疫改變著人類的文明模式，但這些改變本身卻會落在每一個具有真實感受的個體身上，無論是作為病毒對於人體的感染所引起的身體變化，如流感病毒引起的發燒、咳嗽與全身乏力，或是猴痘造成的身體外部的豆狀癥狀。而與此同時，病毒對個體的重要影響還體現在心理層面，除了關於病毒的認知和理解外，為了預防而采取的不同措施也在無形中影響、破壞或是重新塑造著個體當下與未來的生活模式和心理狀態。

在張文宏所寫的有關傳染病的通識著作《張文宏說傳染》中，他把27種常見的傳染病劃分為7大類別，並從中指出它們的主要特征。而在這些常見的傳染病中，大部分都涉及人與人的接觸。“傳染”這一中文詞匯就準確地概括了大部分人類已知的病毒特征，它們利用人類的群居特性以及人與人交往的本質進行自身的寄居與繁衍。也正因此，為了防止病毒的傳播，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預防措施便不得不涉及對人群的物理隔離以及對於人與人之間接觸的限制。也正是在這一預防的措施下，這些極具傳染性的病毒展現了它們的“反人性”特征，以及由此對個體生活和心理形成的影響。

許多傳染病毒直接塑造著人們的生活模式，如為了預防流感病毒感染，個體之間的交往減少、人群的流動以及聚集模式都被改變。由此不僅影響著人們的日常交流，也更進一步地對正常的社會生活進行重塑。而區別於傳統的物理隔離所能達成的效果，由於現代社會本身的高流動性以及諸多如經濟、社會活動與交往對其的依賴，而導致此類手段的影響必然會超過以往。因此，我們不得不需要思考與調適在病毒預防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平衡，因為悖論正在這裏：如果想要徹底消滅病毒的傳染途徑，就必然要放棄所有的流動與交往，而後者卻是現代社會難以承擔的代價。

重塑對於自我存在的心理狀況

除此之外，具有傳染性的病毒對個體的心理同樣造成了往往是更加幽微且不易察覺的影響。個體正常的生活是離不開與他人交往的，當每個人被隔離開——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城市租房中的年輕人，面對著憋屈的空間且長時間無法與他人交流，由此造成的心理創傷往往是一時間難以被察覺的。而更深一層地說，個體的自我認同、感知與存在也都需要他者的參與，孤獨的狀態難以塑造完善的個體。雖然現代科技的發展讓我們能夠通過網絡、視頻或各種工具交流，但這些網絡交流自始至終都是匱乏的。

漢娜·阿倫特在其《人的境況》中認為人所具有的行動能力比勞動或工作更加重要，而行動往往是處於人群之中、與他人一起的，由此才能創造出“世界”。阿倫特對於世界的理解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物理空間，而是借助於海德格爾對其的解釋，是一種人與人之間（in-between）的生活空間。對於沒有“人與人”的空間，在阿倫特看來那只不過是荒漠。正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來往，以及在同一空間的共同行動才創造出我們所賴以生存的世界。

當我們因病毒隔離且只能通過視頻交流時，當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隨時可能被病毒封控的圈子裏時，當我們開始回憶以往“正常的”生活……處於疫情中的個體便在不知不覺中被重塑了對於自我存在、生活和未來的心理狀況。對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恐慌會大幅度增長，導致個體難以形成對一個穩定且具有可控性未來的預期，由此便會造成強烈的消極情緒與對於人生的虛無態度。這些情感往往是難以察覺且會被忽視的，即使被意識到，許多人也會把它推卸在個體身上，忽視疫情這一處境對於他們的影響。

病毒之下什麽是人最寶貴的東西

我們常常會對疫情之下許多人看似情緒化的表達視而不見，或只是把它當作一時的情緒發泄，但往往正是在傳染病肆虐時期，個體的心理和精神狀況會被忽視。恰是這一點舉足輕重，因為人是身體的存在，我們用我們的身體去感知外部處境對我們的刺激和影響。許多傳染病毒雖然一時間並不能置人於死地，且對身體產生的影響有限，但圍繞著病毒而形成的一系列（道德）隱喻、對於預防時的諸多措施以及它在更大層面上的社會影響，最終都會直接作用到個體心靈上。

在關於傳染病毒的諸多隱喻中，它的“入侵”以及對於人體的破壞都已經是陳詞濫調，但我們卻依舊會在這些“破壞”中忽視它對個體心理和精神的影響，以及對其的改變。我們的身體感知病毒對其造成的破壞，這往往是直接且清晰的，但對於它在我們心靈中造成的影響，卻往往很難知曉，並且時常就被輕易地忽視過去。但這一影響自始至終都是重要的，甚至相比於可能會痊愈的身體傷害，我們心靈所遭受的創傷會在以後的生活裏蔓延很久。

在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毒肆虐時，每個人都需要戴上手套給自己感染病毒的親密之人擦眼淚，因為當時還沒人知道病毒是如何傳染的。而即使當醫學研究發現了艾滋病毒的傳染方式，許多人卻依舊不願意為此放棄與親密之人的接觸，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比感染病毒更重要。這些關於個體在面對傳染病毒破壞著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與之對抗的故事都被美國記者蘭迪·希爾茨記錄在《世紀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裏，而恰恰正是這些看似無望的鬥爭、堅持與不離不棄，展現了我們作為人最寶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