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官員貪污成風是導致晚清改革失敗和清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關的史料很多。揭露官場黑幕更是晚清小說的一大熱點。這個時期的貪污既是歷來末代專制政權的痼疾，又是改革不完善帶來的新問題；追根索源，則是官本位社會的惡果。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分析的歷史現象。

貪污受賄是晚清官場無所不在的風氣

普遍性是晚清貪污活動的首要特點。古今中外都有貪污，但像晚清那樣幾乎無官不貪卻是極為罕見的。

第一，下層官吏的貪污中飽非常普遍。

州縣雜款報銷，尤不可究詰。有曾任直隸之淶水令者，言淶水每年收牛羊稅，計共六百兩，報銷僅十三兩，而藩司署費二十四兩，道署二十兩，州署十四兩，餘皆官所自得。又月領驛站費三百兩，其由縣給發，不過五十兩，則每年獲數千矣。

此一個案極其平常，但真實地披露了省、道、州、縣各級衙門官吏分肥的慣例（所謂「費」均歸私囊），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

第二，京官普遍受賄。

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諸民眾，他們認為取諸地方和下級官員是理所當然的。主要形式有三：

一是節慶送禮。寒暑變遷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禮有「別敬」，婚喪喜慶有賀禮。送冰、炭敬等這種不正當的行為已經成為清代官場的習慣，即使以清廉著稱的官員也在所難免。至於中國社會傳統的慶賀送禮，則往往成了明目張膽的行賄。例如，1907年慶親王奕劻壽誕，企盼升官的盛宣懷便「謹備日金幣二萬圓」致賀，山東巡撫楊士驤送了一萬兩，其他官員也分別送上厚禮。而當時親王年俸不過是一萬兩。

二是辦事有「例費」。給皇帝上奏摺要求批准辦什麼事，朝廷通常會交給主管部門討論。這道「部議」關口對事情的成敗影響甚大，因此有關人士通常都會送去「例費」，打通關節。此外，各種報銷—大至一次戰爭的軍費，小至某項工程費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費用。否則就會橫加挑剔，招來許多麻煩。「光緒甲午、乙未之中日戰費，糧台報銷費八萬兩。」官員的例費收入，沒有因國家遭受甲午戰爭這樣的大難而稍減。

三是承辦各種工程和採購的進項。「…… 宣宗（道光帝）天性儉樸，所御套褲當膝處穿……飭人補之，然內務府開銷補價，凡用寧綢數十匹，共價四百金……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櫃四具，司員開價至六萬金……頤和園工程已費至二千萬金，知者以為實到工之款不及六百萬金。」多種史料證明，採購或工程成了貪污的大好機會，實際用款僅為報銷額一二成者比比皆是。

「凡京師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帶隨員，既勘估後，然後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監督。其木廠由承修大臣指派，領價時，承修大臣得三成，監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隨員得半成，兩大臣衙門之書吏合得一成，經手又得一成，實到木廠者只二成半。」

「內務府經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僅十之一，而奉內監者幾至十之六七。」這種腐敗也延伸至後來的各種洋務新政中，成為反對者的口實：「外洋工料尤易浮冒，報價每至四五倍之多。粵東仿製三火小洋槍，民間購買每桿洋銀二圓半，而官中報價則每桿銀六兩……故人謂機器局管事一年，終身享用不盡，雖言之太過，實屬有因。此等製造既經刨扣工本，則工粗料薄，無當實用，可不問而知。」

晚清貪污活動的又一顯著特點是形成了以財求官、以官求財的惡性循環。在中國傳統社會，民眾上升的途徑很窄，做官（實缺和虛銜）或取得有關的身份成為人們成功的主要標誌。以官求財是社會認可的人生途徑之一，不容許的僅是過分誅求。於是，除科舉外，以財求官也成了其中一條管道。明的是捐納，暗的則是行賄。從現有材料看，當時的行賄受賄大都是為了保官、求官。這反映了晚清仍是官員處於支配地位的傳統社會，即使從西方傳進來的新的經濟成分亦依附於官府，企業家也對保官求官有很大興趣。

求官通常用重賄。大臣保舉是升官的重要途徑，其中有些就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聶緝槼被任命為上海道，是曾國荃保舉的。聶是曾國藩的女婿，曾國荃對姪女婿應該主動照顧吧？「然聞其求保之費亦一萬金。」早就在洋務企業和官場中充當要角的盛宣懷，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和謀求高升為尚書，在巴結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費巨資。他的遺檔留下了眾多難得的確鑿記錄。他的心腹向他報告，雖然攝政王載灃號稱「極廉潔」，但其妻「八姑則專愛鑽戒，兩弟（其子載濤、載洵）則既愛財，又愛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進京運動，一拍即合……略費數文，轉瞬仍可取回」。稍後，載洵果然上鈎，主動向他索要四五萬元。他夢寐以求的尚書自然也沒有落空。

制度缺陷是貪污成風的主要根源

晚清官員貪污成風的主要根源在於當時的社會特別是政府制度。社會制度的基本框架仍是宗法專制農業社會。這類社會的分工相對地說比較簡單，人們上升的資源基本上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被視為出身「正途」的科舉直到1905年才廢除。由於傳統的巨大影響，即使在工商或其他領域事業有成的人士，也以得到官銜作為正式進入上層社會的標誌。現代工商企業的發展是這類社會賴以蛻變的基礎。可是，它當時還在繈褓之中。不但官辦企業處處依賴政府，就是民間企業，在1901年實行新政以前基本上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離開官府往往寸步難行。於是，壟斷資源的官府便成了貪污滋長的溫牀。

制度的缺陷更集中地體現在政府機構的運作上。清帝國各級衙門的運作有繁多的法例和慣例，並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禮儀繁多。

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之一。與此相適應，歷代都把煩瑣的禮儀視作安邦治國的大事，清代衙門的運作規則中很大一部分也屬這一類。官僚們互相動用公帑請客、送禮、看戲……此類費用都是合乎「禮」的大開支。例如，1842年初原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後途經漳州回廣東家鄉。「隨帥兵役、抬夫、家屬、輿馬僕從幾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餘桌。」搬運搜刮來的物資等歷時十多天，「扛夫過境，每日總在六七百名」。招待費用全由當地官府負擔，「實用去一萬餘金」。當地財政困難，只好虛報鄉勇1200名的糧餉去填補。已革官員過境尚且如此，在位者過往更可想而知。且這些交往通常都要饋贈厚禮，而諸如此類變相行賄受賄的公務是官場司空見慣的。

第二，制度不嚴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

以財政收支來說，直到滅亡前一年，清政府才試行編制預算。政府的收支雖不能說沒有法例可依，但有許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漏洞，於是，送禮和納費（給有關官員私分的費用）便成了彌縫補苴所必需。

有清一代，軍費一直是最大宗的支出。平常年份，供養80多萬八旗兵和綠營兵的費用已約佔中央財政總支出的70%，戰時支出更加驚人。軍費報銷便成了貪污的淵藪。咸同之際，福建不是主要戰場，但「軍需款目，至一千數百萬之外，部費即須十餘萬」。這為數不菲的部費固然是戶部官員的美食，那1000 多萬支出也有頗多早已納入地方官吏私囊。僅一位署理知州「開銷募勇防堵數萬，聞當日只僱勇一二百人」。權傾一時的曾國藩、李鴻章也曾為軍費報銷中的「部費」困擾。鎮壓太平天國與捻軍的軍費報銷時，戶部書吏索價40餘萬，他們僅願出八萬。最後他們上奏慈禧，得到「着照所請，該部知道」的硃批而不必交戶部再核議，才按八萬兩的低價了結此樁公案。這些都是沒有建立嚴謹的財務和報銷制度的惡果。

這類制度缺陷更突出地表現在稅收上。清帝國以「永不加賦」自詡，但各種附加往往超過正賦，加上官紳勾結，重負轉嫁給貧戶，與「依率計徵」背道而馳。釐金制度建立後，情况更加混亂。從釐卡的設立到釐捐的高低都無嚴格的標準，而洋貨則可以免釐。這就為官商雙方行賄受賄留下廣闊的空間。

第三，薪俸制度不合理。

光緒元年（1875年）奉天將軍上奏：「奉省賄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論，出於貪墨者猶少，迫於窮困者實多。」如將軍養廉原定2000兩，因財政困難，層層扣減，「實數不過二百餘金矣，藉此從公，萬難敷衍，不得已設為名目，取給下僚，陋規相沿，實一大弊」。這一情況各地皆然。而陋規一旦成為定例，官吏可以從中漁利，要革除陋俗，建立健全的財政和薪俸制度便困難重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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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大變局》（增訂版）

作者：袁偉時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