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 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很難讓一代 代年輕人真正記憶。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談論影響整個20世紀中國人精神生活與社會變遷的五四運動，思路及策略千變萬化：可以長時段研究，也可以瞬間描述；可以全景透視，也可以私人敘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復原。鑒於有關「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於前者，本文希望拾遺補闕，關注「瞬間」「私人」與「感性」，希望從具體而微的角度，展現那不大為今人關注的另一種「五四」風貌。

本文假定讀者對五四運動的產生與發展已有總體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前的政治抗議的具體細節。在眾多關於五四運動的描述中，我選中《晨報》1919年5月5日題為《山東問題中之學生界行動》的文章，作為基本的敘事線索。因其係記者的「現場報道」，雖也有明顯的傾向性，但比起日後各路人馬越來越豐富的追憶，顯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認有「真相」一說的話。以下的敘述，先引一段上述《晨報》文字，而後才是我的考辨與發揮。希望如此古今重疊，能幫助我們穿越歷史時空，重睹當年情景。

花開春日

昨日為星期天，天氣晴朗，記者驅車赴中央公園遊覽。至天安門，見有大隊學生，個個手持白旗，頒布傳單，群眾環集如堵，天安門至中華門沿路，幾為學生團體佔滿。記者忙即下車，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這點至關重要。因為，學生之所以遊行至東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國公使遞交說帖，表明誓死收回山東權益的民意，並「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貴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於美、英等國主持公道，是否過於天真，這且不論。倘若並非星期天，起碼美國公使可以出面接納說帖，若如是，學生之激憤將得到很大緩解，事件很可能不會進一步激化。無論是當時文件，還是日後追憶，都表明學潮的組織者事先並無「火燒趙家樓」的計劃。

歷史本來就是「萬花筒」，充滿各種偶然因素。當初事態緊急，群情激昂，沒人顧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說帖這樣的細節，後人更無另做假設的權利。相對於無可爭辯的「星期天」，伸縮度很大的「天氣晴朗」， 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國的青年學生，不會分心考慮陰晴冷暖；可遊行當天的天氣情況，切實制約着大規模群眾集會的效果。尤其是集會天安門前、受氣東交民巷、火燒趙家樓等戲劇性場面，實際上都與天氣狀況不無關係。

更何況，對於後人之進入「五四」的規定情境，需要虛擬的，第一便是此並非無關緊要的「天氣晴朗」。

「五四」那天的天氣，不受時人及史家的關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學生大規模上街演講，軍警包圍北大三院，將其作為臨時監獄──竟 以「狂風怒號」「黑雲遮天」進入史冊。軍警捕人與狂風怒號，二者剛好配對，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報》發表的「時評」《咳，這是甚麼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氣，忽然間大變起來，狂風怒號，陰雲密布，繼之以打雷，閃電，下雨，一時天地如晦。本館的電話也壞了，電燈也滅了。記者這個時候，不禁發了悲天憫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為當老天大怒的時候，正是那幾百位青年學生被圍的時候。記者此時想到北河（沿）一帶的光景，不覺於電光閃閃之中，發了一聲長歎，說道：咳！這是甚麼景象。

接着，6月8日出版的《每週評論》25號，又有陳獨秀的《六月三日的北京》，提及政府派軍警抓捕上街演說的學生：

這時候陡打大雷颳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對面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

這既是寫實，也屬象徵，特別適合表達某種政治傾向。故史家在論及「六三」時，均喜歡引用陳等頗帶文學色彩的描述。6月3日那天確有風雨，但似乎不像《晨報》記者和陳獨秀說的那麼嚴重。《魯迅日記》對天氣的記載，歷來很仔細。那天的日記是：

晴，下午曇。同徐吉軒往護國寺一帶看屋。晚大風一陣後小雨。

同樣依據《魯迅日記》，我們可以大致復原1919年5月初的天氣：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裡起風，4日「曇」（即多雲）。這樣的天氣，無疑很適合室外活動。1919年的5月4日，農曆四月初五，立夏前兩天，氣候宜人。舊京風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舉行廟會，據稱「香火之盛，實可甲於天下矣」（《燕京歲時記》）；另一盛事則是四月初八的浴佛會，「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鹽豆，以黃布帛為懸旌，書曰普結良緣」（《帝京歲時紀勝》）。「五四」時期的中國，古都北京的氣候及習俗，與清代沒有多大變異。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戀，最適合於郊遊。

就像郁達夫所說的，北國的春天，來得遲，去得早：「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才行。」（《北平的四季》） 正因為北京的「春光」稍縱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賞的遊戲。稱「妙峰山雖熱鬧，尚無暇瞻仰」（《北平的春天》）的周作人，對北京人之熱心於遊春，頗為欣賞。

只是1919年的5月，國難當頭，絕非表達文人雅興的恰當時刻。可有趣的是，日後回憶，時常會帶出春天的芬芳。「五四」當天被捕的學生之一楊振聲，日後撰寫文章，稱：「五月四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風雲。」（《回憶五四》），這「一天風雲」的說法，大概屬於象徵，與魯迅日記中的「多雲」沒有多大關係。另一個北大學生范雲，風雲之外，終於注意到周圍環境：「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們的愛國熱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漲。」（《五四那天》）還是不滿足於寫實，非要將「春暖花開」作為「愛國熱情」的起興不可。

大概也只有文學家，才會如此關注這些日常生活細節。冰心四十年後追憶，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颳着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頭痛」（《回憶五四》）。王統照的描述更仔細：

天安門前，正陽門裡大道兩旁的槐柳，被一陣陣和風吹過搖曳動盪，而從西面中山公園（那時叫中央公園）的紅牆裡飄散出來各種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風小的時候，也還可以聞到。（《回憶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

當然，就像王統照補充說明的，那天學生們並沒有賞花的「閒情逸致」，一心想着的是「國亡了，同胞起來呀」。可對於復原歷史事件的現場氣氛，紅牆裡飄散出來的芬芳，並非可有可無的閒筆。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本來就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春天裡，最讓郁達夫難以忘懷的，就是「城廂內外的那一層新綠，同洪水似的新綠」（《北平的四季》）。 對於代表着春天的花木之鑒賞，北京人歷來十分敏感。所謂「花名玫瑰，色分真紫鵝黃；樹長娑羅，品重香山臥佛」（《帝京歲時紀勝》）；或者「四月花開時，沿街喚賣，其韻悠揚；晨起聽之，最為有味」（《燕京歲時記》）。 而據《中央公園廿五周年紀念刊》所列「本園花信表」，自4月中旬至5月中旬，該公園依次有下列花開迎賓：紫丁香、山芝蘭、杏花、白丁香、紫荊、海棠、榆葉梅、月季、黃刺梅、藤蘿、白牡丹、各色牡丹、薔薇、芍藥、玫瑰等。「紀念刊」出版於十多年後，可「花信」不會有多大改變。

可惜的是，1919年的春天，卻被北京人普遍冷落。迫在眉睫的亡國危機，使得世人的目光，轉而投向天安門前吶喊的青年學生。

以紅牆為背景而又無意於觀花賞木的三千青年學生，手舉白旗，列隊示威，除了記錄在案的標語口號，其衣着如何，是我們復原現場的另一重要因素。五四運動 十五年後，錢玄同曾對孫伏園說：「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絨帽子，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孫當時沒有反應，事後想想不對，很明顯，5月初「還不會穿夏布大褂」（《回憶五四當年》）。可春夏之交北京的氣候，實在說不準。用周作人的話來說，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為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我們着了單夾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北平的春天》）。「一清早雖還有點微涼之感，午間卻已煩熱」，你愛穿甚麼衣服，其實無所謂。根據王統照的回憶，學生中「穿長袍的佔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回憶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 而上述那篇《晨報》的報道，提及步軍統領李長泰出現在天安門紅牆旁時，「身穿舊式天鵝絨織花馬褂，褐色呢袍」。從現存照片看，確實是春夏衣着夾雜。

如果說考證衣着，只是為了視覺形象；那麼衣着與天氣配合，卻關係遊行者的心境。不少回憶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後，天氣漸熱──大熱天裡，在東交民巷等候將近兩個小時，這對於「醞釀情緒」，不無幫助。用蔡曉舟、楊量工編《五四》（同文印書局，1919）一書的說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學生同曝於烈日之下，雖無厭倦之容，難免忿恨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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