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
編者按
深圳探索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的全過程創新生態鏈,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成效卓著,引人關注。這個生態鏈怎樣構建?每個環節內部如何運作?從今日起,本報推出“打開深圳創新生態鏈密碼”系列報導,解析各節點的典型案例。敬請垂注。
2019年,正在美國西北大學基礎研究領域讀博士後的黃愷,在瑞士召開的一場國際學術會議上遇到一位來自中國的科學家,談及他正在研究的項目,頗為投契。
對方突然邀請:“深圳最近啟動了一個生物醫藥領域的實驗室,我是召集人,歡迎你來進一步交流!”
當時並無回國計劃的黃愷很意外:深圳不是科技產業化重鎮嗎?自己一個做基礎研究的,去那兒能有什麼用武之地?
但他從這份邀約中分析出兩個信息:自己並非生物科班出身,多年來從事交叉學科的理論計算研究,冷門而前沿,對方有很高的專業認知水準;其次,連論文都沒有發表,對方已經認可,說明深圳對研究人員的考核不走尋常路。
這兩點深深地打動了他。
2020年9月,海外疫情正熾,黃愷舉家歸國。
他所見到的深圳灣實驗室,2019年1月才啟動建設,已經設置了14個研究所/中心,課題組72個,近40名像他一樣來自全球頂尖學府及科研機構的年輕科學家全職加入,實驗室工作人員達653人,其中83%是科研人員。
更重要的,這裡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明確支持深圳在生物醫藥領域建設的重大創新載體。
深圳大力佈局基礎研究,由此可得徑入窺。
科研上的事科學家說了算
作為一名偏重理論研究的系統生物學研究人員,黃愷最主要的研究工具是高性能計算機集群,業內俗稱“幹實驗室”。
鍾國才可不同,作為側重實驗研究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方向的科研人員,他的“濕實驗室”需要專業的研究團隊和齊備的儀器設施。
全家動遷,別人考慮的是衣食住行樣樣瑣事,而遠在美國斯克里普斯(Scripps)研究所的鍾國才,面對人生下一站,心中只牽掛一樣:沒有實驗室,就沒法工作。正常情況下,人員招聘及儀器採購到位最快也得半年。這意味著回國之後至少有半年時間,他將孤軍奮戰。對於創造力正處於高峰期的科學家,這種精力浪費真是煎熬。
得知鍾國才的憂慮,深圳灣實驗室的領導團隊大筆一揮:這都不是事!
科學家還身在大洋彼岸的“曹營”,未來的實驗室已經“糧草先行”。團隊招募、儀器採購……無數繁瑣的手續都在科學家的遠程操控下,有序推進。
半年後終於回國的鍾國才,面對已經整裝待發的實驗室,感慨不已:下了飛機,第二天就能進實驗室,這樣的工作氛圍真是令人振奮!
深圳灣實驗室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詹啟敏,是長期致力於腫瘤分子生物學和腫瘤轉化醫學研究的科研專家。他告訴記者:“傳統的科研管理體制有很濃重的行政管理色彩,深圳灣實驗室沒有這樣的歷史包袱,在體制機制創新上更要敢為人先。我們的管理體制最根本的立足點,就是’以科學家為核心’。”
科研人員戲稱,深圳灣實驗室的科研管理體制是“三條腿走路”:第一,科學家可以自由探索選題,自主選擇最感興趣、與國際前沿對接的研究課題,由實驗室提供經費支持;第二,遇有國家重大需求,實驗室可組織相關領域科研人員快速啟動項目聯合攻關;第三,實驗室通過對外設立開放性課題,及全力支持研究人員申請國家及地方性縱向課題,促進實驗室與相關科研院所互動合作,開展學術交流和跨學科的交叉研究。
鍾國才曾經在全球生命科學領域最頂尖的研究平台工作多年,對此感觸頗深:“在美國的華人同行可能將六七成精力花在經費申請上,還有一成時間用來寫論文。而我們,所有的心思都可以撲在感興趣的課題研究上。”
事實證明,好平台就是好舞台。
新冠病毒疫情暴發以來,世界各地出現多種新冠病毒突變毒株,受到各國科研人員的高度關注。鍾國才團隊第一時間加入這場全球協同攻關。他們自主開發的廣譜抗新冠病毒重組蛋白ACE2-lg,對在英國、南非和巴西發現的3種突變新冠病毒有較強的抑制效果,為進一步開發廣譜抗新冠病毒候選新藥提供直接的實驗證據支持。鍾國才因此榮獲深圳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表彰。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出色的研究成果,是科學家智慧的凝結,也是科研管理機制的勝利。
發力基礎研究深圳動了真格
深圳灣實驗室,是深圳系統佈局基礎研究的一個縮影。在這裡發生的故事,同樣也在鵬城實驗室、深圳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院、深圳合成生物學創新研究院等重大科研平台上精彩演繹著。
目前,深圳已累計建成國家重點實驗室6家、廣東省實驗室4家、基礎研究機構12家、諾獎實驗室11家,省級新型研發機構42家,各類創新載體2700多家。
讓科學家們滿意度極高的基礎研究經費,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政府部門。最新數據顯示,深圳市級財政投入從2017年近10億元增加到2020年44.85億元,並以立法形式確定每年不低於30%的市級科技研發資金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
科研人員嘴裡的“三條腿”,實際上還有第四條、第五條……深圳有針對高等院校的“穩定支持計劃”,支持其開展自主佈局、自由選題的創新性研究;粵聯、粵深基金可以提供多渠道、多層次、多方式的基礎研究協同合作;甚至,深圳社會力量也加入到基礎科學研究領域,例如騰訊的“科學探索獎”,2020年支持50位青年科學家探索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無人區”。
深圳灣實驗室所落戶的光明科學城,正是我市快速崛起的重大創新平台之一,規劃建設中的還有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西麗湖國際科教城等,這也是深圳爭取重大科研平台、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大國重器”落戶的重要平台支撐。
記者仔細梳理《深圳市關於加強基礎研究的實施辦法》提出的23條舉措,清晰地感覺到,深圳已從科學問題、科研環境、學術平台、高端人才和國際化等五個方面,成體系支持基礎研究。
發力基礎研究,深圳動了真格。
從ETS到STE的艱難“逆襲”
科技創新最廣為人知的路徑是:S(科學)-T(技術)-E(工程),從基礎研究到技術發展,最後實現成果轉化。
可靠代工起家的深圳,沒有這個資本。
一路摸爬滾打,深圳蹚出了一條奇怪的ETS路徑:從產業界的需求驅動,再到技術知識供給。
時至今日,僅靠這一條路行不通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卡脖子”之痛,深圳是最痛徹心扉的那一個。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說到了深圳所有科創人的心坎上。
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主任梁永生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以“理工男”的嚴謹,詳細拆解了深圳如何將創新四要素“人才、技術、資金、政策”構築成一個複雜函數,以求得全局最優解。他說:“未來理想的創新模式,是STE與ETS循環往復、雙向促進、螺旋上升。即從科技創新的邏輯起點一直到產業發展,再到產業進步,產業再反饋回來對基礎研究提出新需求。”
從“創新驅動發展”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深圳還在做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探索、更多的實踐。
2018年1月14日,深圳市委六屆九次全會上提出構建“全過程的創新生態鏈”: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後又加入“人才支撐”,即以基礎研究突破引領技術創新,以產業需求牽引科技創新,以金融創新助推科技產業,通過政府有為帶動市場有效、促進企業有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實體經濟提供重要支撐。
在這個五環生態鏈上,基礎研究是第一環,是在更高層次上構建全市科技創新體系的“總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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