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春秋時期的文化，是周代禮樂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禮樂不再為天子所壟斷；而戰國時期的文化，則是諸侯耕戰文化的崛起與擴張。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用“春秋戰國”來統稱這段歷史，使它們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其實，從春秋到戰國，變化之大，堪稱兩個時代，兩種氣質。

春秋時期的文化，是周代禮樂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禮樂不再為天子所壟斷；而戰國時期的文化，則是諸侯耕戰文化的崛起與擴張。春秋諸子爭鳴和諸侯爭霸，仍帶有相揖並存的封建氣質；而戰國諸子爭鳴和諸侯爭霸，則帶有徹底消滅對方的軍國作風。春秋與戰國，不僅理想不同，而且慾望迥異。

春秋爭霸，各國依然恪守周禮，如齊桓公“興滅繼絕”、晉文公“退避三舍”。公元前660年前後，北狄攻占了邢、衛都城，齊桓公打出“興滅繼絕”的旗幟，聯合諸國，為邢、衛兩國重建都城，重立宗廟，續嗣香火，齊桓公被擁戴為諸侯霸主。晉國公子重耳逃到楚國時，楚成王以國禮接待他，席間楚王問：如果有一天你做了晉國主，該如何報答我？重耳答：若晉楚兩國交戰，我必令晉軍退避三舍。 4年後，重耳歸晉即位。果然楚攻宋，宋向晉求救，外交斡旋無果，晉文公決定出兵，晉楚兩軍交戰，文公令軍隊後退三舍，相當於九十里，以兌現他當年對楚王的諾言。

春秋諸國會戰，開戰前要行禮，要等到一整套禮儀完成才開始交戰，戰爭進程中，天子還要派觀察員來對戰爭進行觀察，並根據周禮對結果進行仲裁，這樣的戰爭有點兒像體育競賽。

春秋時期，幾十輛戰車會戰，已是一場像模像樣的戰爭了，到了戰國時期，這樣的戰爭規模就是小菜一碟。動輒數十萬大軍廝殺，既不講禮儀，也不講禮義。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那是說給戰國人聽的。戰國人的戰爭，沒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厭詐。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殺。殺人盈城，滅他人之國，是一種嶄新的慾望。新生代王者不滿足於春秋霸業，認為只靠小打小鬧，戰爭永遠結束不了。要戰，就要“以戰去戰”“以殺去殺”，就要囊括四海，併吞八方，一統天下。

戰國時代，黃河流域，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誌；長江流域，以吳、越之戰為標誌，大國之間，為滅國而戰，已經開了統一趨勢。這種以滅國為目的戰爭，奏響了戰國時代兼併戰爭的序曲。這是戰國的風尚和志向，其時代意義就是戰，而且是殲滅戰。

戰爭需要戰士，制勝依賴計謀，戰國是一個戰士和策士的時代。

從吳越爭霸，到秦始皇統一六國，256年間，戰士和策士成了時代的主角和戰爭的主力。策士憑藉三寸不爛之舌，遊說遊走於各國之間，所謂一言興邦或一言喪邦，一旦被國君採用，就會富貴如王侯，黃金滿堂。

儒家“崇德”，是春秋的代表；法家“尚力”，更適應戰國的需求。法家的“力”，是兵民合一、耕戰合一，全民都成為耕戰之士。耕戰合一，打開了農民的仕途，戰爭就不再是貴族的特權，而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全民戰爭，農民可以通過戰爭轉化為新的軍功貴族。

於是，誰能將農民動員起來轉化為戰士，誰就掌握了新的歷史契機。商鞅在秦國變法，用制度創造耕戰之士，組成最有效的國家戰爭群體。

戰士與策士共舉，戰力與智力並用，周禮讓位於兵法，用計成了戰國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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