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民眾與法官的關系，始終是經典問題。

首先，二者是一種基於專業性的共生關系。當專業的法官職業產生之後，法官於法學知識上的專業性，和民眾於法學知識不同專業法律工作者，二者之間呈現共生景致。

其次，二者具有共存關系。法官與民眾之間，也始終有一個是否為了民眾，是否依靠民眾的問題。

第三，二者具有權力和權利的共處關系。法官行使的是國家賦予的權力，法官道出法理與法條時，實際上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代表國家辦案。當終審判決作出時，相關當事人只能服判，這種既判力的權威，實為國家權威和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只是由於茲事體大，覆要求判決必須是公正和服人的。無論如何，法官是典型的彰顯國家權力權威性的一種職業，但國家權力又與人民重托相連，進一步的問題是，代表國家辦案，是不是表明接受的就是人民的重托？與辦案當地的民眾又是什麽關系？國家越大，這個問題越覆雜。

假設在一個極小的國度，這個國度像一個小鎮一樣小，大約兩三萬人，當此時也，人民和民眾可以說是合一的。也就是說，在司法審判中，人民可以直接到場，民眾的到場就是人民的到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見到兩種情景，一種是法官裁決，孟德斯鳩認為這就是法官代表人民在做裁決，另一種是人民直接全體到場，這也就是所謂的大眾劇場司法。事實上，在古希臘，恰好发生的也就是這兩種情景。我們可以設想，這和古希臘島嶼林立的狀況有關。島嶼林立，人群相對固定，規模相對較小，征服相對少。沒有征服殺伐，酋長權威相對小，而民眾本身的話語權相對大，於是，一方面產生了分工——隨著法律增多，法官職業出現，另一方面，分工之前的模式也繼續存在——民眾可以直接到場，形成大眾劇場司法。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模式里，法官之所以受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其專業性，很大程度上，這是社會分工使然，而與國家權力的屬性聯系反而偏少。

又假設在大國的一個偏遠的山村，人數更少，民眾只是當地民眾，卻不能代表廣闊的人民概念；法官是委派來的，而不是從當地產生。當此時也，法官的權力屬性就大於專業屬性。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劇場司法的可能變小，甚至於在法律上已無依據。另一方面，法官雖然代表權力，卻不能與民眾完全相悖，於是，在很大程度上，法官也尊重民眾的意思自治，由此贏得一種又尊重民眾意見又彰顯國家權力的審判模式。於是，這里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法官依法斷案，民眾通過輿論表示評論，但民眾本身並不幹預法官判案。第二種是民眾不僅不幹預，還是法官斷案的學習者，當一個案子判決時，民眾感到正義得以伸張，秩序得以維護。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還不像當代法理學者一樣去直面一個命題，然後形成一部專著的討論，但是，相當多的關聯問題，孟德斯鳩顯然是想到了，或者不能不想到，這樣，其只言片語的涉及，便也頗有意義。孟德斯鳩說：“在羅馬以及希臘的城市，法官們從來不是共同商議的。每個法官用以下三種方式之一发表意見，就是：‘我主張免罪’、‘我主張定罪’、‘我認為案情不明’。因為這是人民在裁判或者人們認為這是人民在裁判。但是人民並非法學者，關於公斷的一切限制和方法是他們所不懂的。所以應該只向他們提出一個目標、一個事實、一個單一的事實，讓他們只須決定應該定罪、免罪或者延期判決。”

我們可以看到，孟德斯鳩在這里談論的實際上主要是我們剛才假設的第一種情況，而在第二種情況里就不甚明顯，正如我們所言，前者強調分工，後者強調國家權力。這兩種情形的发生，當然都與早期國家形成中的淵源、延續的傳統和獨特的地理人情有關。

而事實上呢？分工和權力，二者都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法官要實現正義，這是法官的職業訴求，也是民眾的期待。盡管個別人在涉及自己時，容易將個體利益與正義相連，認為保護了自己的利益才是正義，但是，正義，依然是民眾不論對自己還是對眾多案件的基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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