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
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唐末詩僧貫休的這首雜曲歌辭《杞梁妻》中,後世著名的孟姜女哭長城故事第一次顯露出雛形。在此之前,這位杞梁既不是秦時人士,他和妻子與城牆也沒有甚麼關係。而這個故事的主角正式擁有「孟姜女」的名字,則要等到北宋時的《孟子疏》。秦王築長城(「遮北胡」),以及「杞梁妻」哭長城的原因,在貫休的詩中都已經明白無誤地體現了出來。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貫休之前,似乎從未有人將「築長城」與「秦之無道」聯繫在一起。
「及至秦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雖然賈誼《過秦論》的這段話通過秦始皇向南向北的擴張,反襯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短暫,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秦始皇「威振四海」的功績。然而,秦王朝的確在極短時間裡盛極而衰,走向了「四海枯」的結局,要解釋這兩者的因果關係,或許我們還是應該從「威振四海」開始談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稱皇帝,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之後,他數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旅行,真實了解並體驗了自己控制區域的實際範圍,發現在自己的「天下」之外,還生活着許多實際並不受他控制的人群(比如紹興—萍鄉—北海斷裂帶以南的越人,北溫帶邊緣陰山南北的匈奴)。因此,在燕人盧生「亡秦者胡也」讖語的刺激下,他做出了一項決定秦國命運的決定。
秦帝國在南、北方幾乎同時推進了軍事行動。秦向南方拓地千里,在紹興—萍鄉—北海斷裂帶的西南部,設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修築了一道南方長城。在北方,始皇派「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控制了陰山地理漏斗以南全部地區。這些行動使秦的北方邊界與匈奴完全接壤。於是,蒙恬將燕、趙、秦早期長城連接起來,所謂「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我們可以發現,修築南、北長城儘管不是秦始皇軍事理想的全部,但即位後的幾次旅行或許真的讓他觀察到一些人群遷移的樸素規律。那麼,把東亞大陸中低緯度農產區,和南、北部遊動性更強的「胡」、「越」人群隔離開來,「亡秦」的可能似乎真的就能永久性地避免了。
事實並非如此,比築城困難的是守城,比守城更難的是長期守城。漢代文獻認為,秦軍一開始經過「三年不解甲馳弩」的持久戰,擊敗嶺南西部的越人。之後,秦始皇將五十萬大軍分為五軍,派駐南方長城。但越人最終讓秦人付出了「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的代價。這場戰爭「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這些短期內出現的巨大減員,無疑對秦的生產、軍事體系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如果說南部戰事的影響只是一種短期陣痛,那麼秦始皇的北邊策略,「辟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則以「暴兵露師十有餘年」的漫長耗費,對秦帝國造成了致命的打擊。戍守與邊境作戰導致「死者不可勝數」,同時由於所闢之處「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又使天下蜚芻挽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農業帝國在其北部遭遇了另一種生態屏障,使農業人群不能就地取食,必須從更遠的生產區域向邊地轉運最重要的糧食物資。按照「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的算法,從沿海的齊地到「北河」的運輸成本接近二百倍(1鐘=6石4斗),如此高昂的運輸成本對農業社會來說,「十有餘年」已經遠遠超過為「三年不解甲馳弩」付出的代價了。
在兵役、徭役持續增長的同時,越來越高的支出成本將由越來越少的生產者承擔;隨着普通生產者被抽調參與戍守、運輸,並很有可能有去無回,人口和生產都開始急劇下滑,對仍在鄉的生產者造成毀滅性打擊。即便把支出降低到只是維持南北長城的防守成本,在時間上翻倍後,後果更顯驚人。「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當男性疲於兵役之時,連女性也苦於軍事物資的運輸。既然整個社會都被推上了戰爭的軌道,生產失序導致的社會失範只在早晚之間。
在「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的背景之下,本來要前往燕山關隘漁陽戍守的「閭左」陳勝和吳廣因為大雨路阻,恐怕「失期」遇斬,於是起義。表現為「大雨失期」的客觀因素,或許只是底層生產者生產不足,無以維持遙遙戍邊路上消費之困境,在社會生產結構下滑趨勢上的投影。
農業定居文化同時向高緯度和低緯度地區拓展,並嘗試掌控東亞人群遷移的企圖,遭遇了環境設置的生態極限。即便最初的目的不是戍守,而秦始皇只能將他屏蔽「胡、越」的期望寄託在守城上了。
「築長城」本身可能並沒有後世孟姜女傳說所強調的「秦之無道」的一面,但是,戍守與維護(南、北)萬里長城所耗費的人力與物質成本,真正拖垮了秦帝國建立在農業定居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結構。
事實證明,拉起樊籬的方式,無法阻止東亞大陸人群遷移的趨勢,反而加速了農業社會「四海枯」的速度。蒙恬死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在南方,「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如何處理秦帝國留下的政治、經濟遺產,將是其漢代繼承者無法迴避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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