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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40年】在“世界地圖”上定位和認識
來源:深圳特區報    2020-09-24 10:38
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世界級經濟平臺,深圳要增強核心引擎功能,也需要具國際影響力的學術交流平臺。鄭永年坦言,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今後我們“走出去”可能會遇到困難,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我們仍然要在開放狀態下講好“深圳故事”,講好“中國故事”。

【識港網訊】“如果我們光看自己的發展,不知道東京人在做什麽,不知道紐約人在做什麽,不知道舊金山人在做什麽,我們就會迷失方向。”“深圳下一步的發展,必須從世界地圖上來定位。”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剛剛履新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的知名學者鄭永年,接受了深圳特區報記者的專訪,就深圳的使命、發展方向、升級路徑等問題給出了獨到的見解。

一、深圳是一座使命之城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深圳過去的發展成就,現在的一舉一動,未來的遠景規劃,全世界都在關註。

鄭永年認為,過去40年深圳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但重要的還是面向未來。“深圳從一開始就是一座使命性的城市。”40年前建立經濟特區,就是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規劃深圳的。所以我們不能光看深圳本身下一步怎麽走,更要看國家下一步怎麽走。同時,深圳過去的40年,也是全球化的40年。所以深圳的發展不僅僅是內部的發展,更是一個國際化的過程。

鄭永年指出,下一步發展,從國家層面,是非常明確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新時代“三步走”戰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深圳的發展就基於這樣一個大背景,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中先行一步。

同時,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深圳下一步發展面臨的國際大背景。鄭永年表示,前40年,西方的技術我們應用就行了。現在,國際環境變化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不給我們技術了。特別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更是被有意針對和打壓。“我們怎麽樣從應用轉到原創,這是個非常大的挑戰。但如果做不到這一步的話,那麽下面的路就很難走了。”

“成就越大,應當承擔的責任越大。人沒有壓力就不會進步,一個城市也一樣。”鄭永年談到,比起40年前要錢沒錢,要技術沒技術,白手起家,深圳下一步發展的條件,無論是物質條件還是思想條件,都要好得多得多。但現在面臨的挑戰也更大,深圳要有使命感、壓力感甚至危機感,這樣才有巨大的動力推著自己拼命往前沖。“如果我們能成功應對這些挑戰了,深圳往後的發展就了不得了。”

二、深圳要為國家做一個樣板

“雙區驅動”,是深圳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鄭永年強調,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深圳先行示範區,都是從我們國家的宏觀發展需要定位的,兩者是不可分開的。推進“雙區”建設,要有大局意識,要有思想解放。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發展,更要為國家做一件大事,“為國家做一個樣板”。

“先行示範區建設,除了經濟發展,還有制度創新。因為改革開放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還是追求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的一個過程。”深圳所處的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顯著特點,制度、法規、規則、政策存在較大差異。鄭永年一直認為,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動只能產生物理反應,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動就會產生化學反應,所謂的制度創新更有可能來自不同制度的互動。“從制度融合與創新的角度來看,大灣區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區域大平臺,更是一個制度現代化的樣本。”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之一,理應在推動制度創新上有更大作為,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開路探路。

深圳如何建設先行示範區?鄭永年尤為看重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是學習。要向其他國家發展得好的城市、世界級大都市學習。它們經歷了很長的歷史,雖然期間也遭遇過困難危機,但是都克服了,實現了可持續發展。

同時,也要汲取別人的教訓。像美國的“鐵銹帶”,為什麽曾經輝煌過,一下子就閃斷了呢?“既要學好的經驗,也要學他們的教訓。深圳要堅持底線思維,在避免城市衰敗的底線基礎之上,考慮城市整體升級的問題。”

第二是創新。學習不是描紅,不是拷貝,要根據我們自己的文明、文化、國情進行創新,比他們做得更好。尤其是深圳,要先行示範,更應如此。

誰去學習和創新?鄭永年認為,有些東西要企業家去學習和創新,有些東西要政府去學習和創新,有些東西要學者去學習和創新。無論是企業家、政府、學界,都要有正確的自我認識,把自己的角色擺正,去找到自己的學習對象和創新路徑。

三、越是面臨“卡脖子”越要註重原創

在鄭永年看來,中國是個應用大國,還不算一個創新大國。即使深圳是目前中國最為發達的創新型城市,但很多創新還是停留在應用層面。正因如此,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影響很大。

“任何一個國家,早期的發展肯定先是應用,這是技術擴散的規律。”他說,近代以來西方先發展起來,技術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外溢擴散。美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早期都是應用別人的技術發展自己。但是後面必須從應用轉到原創,否則就會面臨各種“卡脖子”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珠三角逐漸成為世界工廠。那時很多人有個錯誤觀念,認為世界市場是存在的,我們采購就行了。甚至有人說,我們糧食都不用種,世界上糧食那麽多,我們采購就行了。“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世界市場只是在國際關系比較穩定的情況下才是存在的。地緣政治一變動,國際環境一變化,世界市場就不存在了。我們今天就面臨這個問題,人家有貨不賣給我們,那有什麽辦法呢?所以我們有好些地方思想確實要解放,但這個思想必須是正確的思想。”

現在面臨“卡脖子”問題,大家開始著急了。鄭永年直言,華為如果早10年開始思考芯片問題的話,就不會產生現在這樣的被動情況了,這個教訓夠深刻了。他強調,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真正拿出中國制造,拿出更多的整裝產品,即使組裝也要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越是面臨“卡脖子”的問題,越要奮起直追發展大國重器。“什麽叫大國重器?原創性的東西才是大國重器。”

當前,深圳正在大力投入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對此,鄭永年說,創新、創業、創意當然都很重要,但最關鍵的是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體制創新,二者相互強化。

四、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

當前,國際環境變化了,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一些現實的困難。為了積極應對挑戰,中央提出了“雙循環”。

鄭永年認為,對“雙循環”要有科學的理解:雙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反映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內部消費對我們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了很大比重,但這並不是說國際循環不重要,像深圳這樣的經濟外向型城市,下一步發展還是要以國際循環為主。

面向世界,我們還是要請進來、走出去。鄭永年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首先是海外華人的資本流入,然後是西方的資本流入,這對我們的發展很重要。現在我們發展起來了,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對環保的要求也提高了,以前那些低附加值的、汙染嚴重的勞動密集型的資本,現在很少能找到空間了。“外資不僅僅是一個資本的概念,外資跟技術、人才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需要很多外資進來,需要吸引、留住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尤其是優質人才。”

如何做到?鄭永年舉例說,無論是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還是東京灣區,都是世界級經濟平臺。三大世界級灣區所在的國家,雖然也經歷了各種困難或危機,但優質的資本、技術、人才還是留在灣區裏面,由此實現可持續發展。鄭永年建議,粵港澳大灣區要升級,升級成一個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在大灣區內部,香港具有很強的金融服務能力,珠三角擁有較完備的經濟體系、龐大的高技術勞動力以及廣闊的市場,有基礎、有條件打造這樣一個平臺,從而使得全世界的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優質人才都想來,來了以後不想走也走不掉。這既是灣區內部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對急劇變化的國際環境的回應。在這樣的平臺效應下,有利於深圳在全球範圍內配置優質創新資源,為建設先行示範區服務。

優質的資源最看重的,就是平臺是否廣闊、配套是否優質。在鄭永年看來,相較三大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現在欠缺的是“軟件”方面。

要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歸根結底要靠人才。鄭永年表示,為什麽新加坡那麽小的一個地方,能夠成為比較優質的世界級經濟平臺,就是因為能培育、吸引大量的人才。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好像院士才是人才。其實不是這樣的,農民工裏面也有人才,深圳現在還需要大量的技術技能人才。“我們的人才觀要改變。人才不能分高端低端,有用的人才都是人才,都是平等的人才。”他說。

人才需要很好的軟環境支持,比如好的中小學教育資源,優質的醫療衛生資源等,這些都是營商環境的軟實力。鄭永年認為,一個城市的國際化程度有多高,它的發展程度就有多高。就子女教育而言,從幼兒園到高中,國際化很重要。世界上的好大學多的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都可以去考。但是本地有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學、國際化的學院,才是人才關註的重點。所以我們要註重人才的具體需求,並不是說給他們一個實驗室就夠了。

五、構建南方共同市場,有效對接國家戰略

“大灣區不能只顧自己發展,也要突出輻射作用,把其他地方帶動起來。”在鄭永年的設想中,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南方共同市場。

鄭永年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一個連接點。把這篇文章做好了,對整個經濟發展能發揮很大的作用。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推動海南自貿港建設,可以考慮“港灣聯動”,形成一個南方共同市場,覆蓋完整的產業鏈,既有附加值高端部分也有中低端部分的產業生態,既有市場空間也有足夠人口,聯動起來加速國內大循環,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打通國際大循環,從而具有極大抗風險能力。甚至還可以考慮向北延伸到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海南自貿港三大國家戰略的有效對接,以更大市場空間的聯動讓國內大循環更有效率。

“開放是什麽?開放是一種規則,開放是一種精神。” 鄭永年強調,有效的對接,有效的聯動,非常重要。而當每一個開放的區域都有自己的規則,這些規則又不一樣的情況下,就會造成開放名義下的封閉,這就是我們現在一些地方在開放上面臨的情況。“所以強調互聯互通、有效對接,就是要追求一個規則上的統一。只有在規則統一的情況下,才能真正走向開放。”鄭永年建議,不僅僅是廣東省內,國家好多開放的試點、開放的區域,都要打通互動起來,不要地方主義的開放,才能形成更深層次、更大規模的開放。

鄭永年特別指出,物理意義上互聯互通沒有問題,關鍵是規則制度層面的開放。就粵港澳大灣區而言,要打造一個“內部的歐盟版”。“為什麽歐盟比較有效,因為它的規則是統一的。人家歐盟二十幾個國家能互聯互通,我們一國裏面的三個地方為什麽不能互聯互通?還是有很多功課可以做的。”

六、講好“深圳故事”,講好“中國故事”

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矢誌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其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當好“兩個重要窗口”,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鄭永年說,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最直接產品,一個面向世界的最重要窗口。“我認為講好了‘深圳故事’,差不多也能講好一個‘中國故事’,至少是其中最好的一個‘中國故事’”。

剛剛正式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鄭永年擔任首任院長。他提到,之所以叫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就是要把中國、把深圳放到整個世界背景下,放到世界地圖上來定位、認識,這樣才能既看得到我們的優勢,也能看得到我們的劣勢。在他看來,發展肯定要有參照點:一個是時間的概念,要看我們自己的過去;一個是空間的概念,要看我們的競爭對手。“我們高研院希望為深圳做一些定位,幫助深圳在世界上找準定位。當然,我們高研院不僅僅是為深圳服務,為廣東服務,還要為國家服務,一定要有國家情懷,一定要有世界眼光,為區域及國家的戰略發展提供及時的、富有遠見的政策分析,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世界級經濟平臺,深圳要增強核心引擎功能,也需要具國際影響力的學術交流平臺。鄭永年坦言,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今後我們“走出去”可能會遇到困難,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我們仍然要在開放狀態下講好“深圳故事”,講好“中國故事”。“這個世界是多元的,任何國家內的利益也是多元的,這是個基本事實。我們根據大趨勢打造的,不僅僅是經濟平臺,還有學術交流平臺、政策交流平臺。在這方面,我們高研院希望能為深圳、為中國作出一點貢獻。”他說。

责任编辑:l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