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當聽到香港中華總商會組織一個“港商團”要造訪蛇口工業區的消息時，蛇口工業區總指揮袁庚請對方推遲一個月時間以便做好接待工作，期間買了一艘萬噸舊船做臨時客運碼頭和廁所，還親自指示接待當天在中環老字號酒樓訂好26元港幣一份的飯盒，在惠康超市買好一次性水杯和紙巾。在見面時，袁庚謙遜地說:“今天，醜媳婦算見公婆了。”

40年彈指一揮間，曾經的醜媳婦逐漸變身為精明能幹的女當家，已經走上世界的舞臺，摩天樓鱗次櫛比、獨角獸層出不窮、示範區蒸蒸日上。過往長期佔據港媒主要版面的深圳偷渡客不見蹤影，反而開始出現因躲避新冠肺炎疫情港人偷渡至深圳的報導，每年被市民熱議的香港打工皇帝也早已花落深圳公司。

筆者言此，並非是要說深圳已經超過香港啦之類云云。實際上，過去40年香港一直都是深圳的老師，深圳的發展，離不開香港傳、幫、帶，香港的資本、金融、體制都有值得深圳學習借鑒的地方。但，深圳40年來的發展經驗，是否也能給正在迷惘的香港帶來一些反思呢？以下幾點粗淺認識，供讀者諸君探析：

1.來了就是深圳人VS恐懼共同體
作為移民城市，在獨特的歷史機緣、地緣與人緣背景下,造就了深圳開放包容的城市特質。“來了就是深圳人”並不只是嘴上說說，走過40歲的深圳，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並無那種本地人及後代獨有的傲氣與自命不凡。反觀香港，作為曾經的移民城市，部分人似乎已經將“本土主義”奉為圭臬，少數亂港分子更是借修例風波、港區國安法渲染“人人都是逃犯”的恐懼心理，打造以排斥大陸為特徵的“難民共同體”群體心理，按此發展下去，對人才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今年香港幾家大學在內地招生分數“插水”，即為明證。而早期，香港的人才，基本來自中國內地。不信，你點點手指！

2.敢闖VS死守
“深圳的經驗就是敢闖！”1984年、1992年鄧小平兩次南巡，留下這句穿透歷史的精闢評語。首先進行價格體制改革，率先放開物價、取消所有票證、糧店，成立全國首家外匯調劑中心，抓住世界產業大轉移機遇使深圳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又利用科創大潮流使深圳成為創新型城市。深圳的“敢闖”從建立經濟特區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現在中央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但在香港卻出現了襄王有梦、神女无心的情況，在反對派的話語體系中，經常出現“死守”“終極之戰”“無險可守”等消極被動型詞語，民間進取心態可想而知，導致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經常有心無力。

3.因政而爭vs以爭為政
北宋時期，圍繞王安石變法引發了新舊黨爭，黨爭最初從王安石司馬光之間的因政而爭，走向了以爭為政，新舊兩黨相互排斥、水火不容，政權極度撕裂，直接導致大宋王朝的衰落。

歷史证明，一個社會如果善用爭論可激發发展潛能；歷史也同樣證明，一個社會陷入爭論则寸步難行。深圳40周年的發展，從來都不缺乏爭論，也從來沒有讓爭論羈絆前進的步伐，從創辦初期的“姓社姓資”、到“被誰拋棄”，再到“山寨創新”，每次爭論都推動了深圳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

反觀香港，40年來總體成就當然也不凡，但近年來卻苦于陷入“以爭為政”的怪圈，凡是政府號召的，反對派就煽動抵制，七百多萬人的城市，曾經的“東方之珠”，被搞得雞毛鴨血！

以爭為政的霧霾久驅不散，香港必無出路！40年前的“老師”，是否可返身學學深圳，明白“發展才是硬道理”，“殺出一條血路”，跳出以爭為政的沼澤，抖落沉積多時的灰塵，阔步前行！

本網評論員 王小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