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是一座广袤深邃而神奇美妙的“神秘园”。漫步其间，时有惊喜，时有赞叹。您会发现，这里有许多跟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并可相映成趣的东西。首先，您一眼就会看出，其思维特质跟西方简直是泾渭分明：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思维特质是注重实证，精于计算，重视个体，讲求精确，理性思维，抽象表达；那么，东方文化思维更重于整体性、联系性、模糊性、感性和形象表达。

您看，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概念，也是东方文化和古代哲学的核心理念，正迎面而来：

【“天人合一”——整体的宇宙观】

中华古代自伏羲时代始，人们就认识到，人类是世间万物的一个物种，是完整的世界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倚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而生，一举一动与之戚戚相关。人们依此设立了乾、坤、震、巽、兑、艮、离、坎“八卦”，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来分析凶吉顺逆，决定自己的行为。

到了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形成了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世间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构成，在阴阳两种作用相反而相辅相成的能量推动下，实现自然有序的变化发展。

古代东方哲学经典《道德经》，将人类提高到天地间相当高地位，认为“道大，天大，地大，王（人）亦大”，但也提醒必须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跟以轩辕黄帝与岐伯对话形式宣教世人的《黄帝内经》，反复叮嘱人们要想活得好、活得长些，就必须乖乖的顺乎阴阳，和乎四时，不可违背自然法则，是同样的“中华家规”。

这些经典，奠定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东方文明之内在生存理念。用现代的话来说，所谓天人合一，大体上有几层意思：

人与客观自然整体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人必须效法自然，遵循规律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人与林林总总的世间万物之间，也是物种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人类必须学会与世间万物和谐共生；

人体本身跟身外客观世界，包括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包括不同的方位、颜色、气味、性状等等，无不存在微妙的对应联系，从而产生对人体各器官各功能的促进（相生）和抑制（相克），并且随时由于内因、外因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这个认识，直接催生了循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中医。

与“天人合一”理念相关联的，是东方文化的另一基本法则：

【“道，可道，非常道”——模糊的认识论】

我们看到，上面这些通天彻地、包罗万象的认识，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化学物理数学之实验应证、精确计算和理性的抽象描述得来，而是感性的直观的觉悟和具象表述，因而表现为一定的模糊性。甚至于认为，“模糊”，至少相当长时间内，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真实状况。

比如，《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章的第一句就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运行规律，本来是人类无法说明白的；如果凭人们主观努力，勉强去观察和描述出来，已经不是事物本来固有的客观规律了。因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认知或曰猜想，只是十分肤浅、片面、局限、模糊的，有时甚至是扭曲的。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老祖宗的这个判断，它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唯物论原理完全吻合。数千年东方文化发展史中，这种认识论的法则一以贯之。

我们看，即便是面对宇宙起源这样重大问题，《道德经》也只有寥寥数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试着用现代的话来表述，大致是这样：天地万物出现之前，是一片混混沌沌的状态，里面没有任何事物，却又蕴含着生发万物的能量，姑且称为“常无”状态，也称“一”的阶段，属“天地之始”；而这“一”的状态下，本身孕含着“阴”与“阳”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作用力，这时姑且称为“二”，又称“常有”——将有未有，有生发的萌动而未有生发的实际产物，属“万物之母”；当阴阳二气交互作用达到一定临界点时，产生质的突变，生发出世界上第一个事物，这就是“三”的瞬间；有了这一瞬间的第一个事物，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延绵不绝，滋生万物，形成现在世界这个模样。诸位，这可不是我在随口说的，不信请看看《道德经》的开篇第一章。而且，这更不是老子他老人家随口说的，这里面饱含了东方人对宇宙观察和感悟的智慧结晶。我们再翻阅一下晚于老子一千余年的西方大哲学家康德，关于宇宙起源的“星云说”，会发现与《道德经》的描绘，几乎一模一样。而这位康德先生，又是最认识和最肯定东方文化的西方大学问家之一。我几乎可以肯定，康德的“星云说”，受到了《道德经》的正面影响。

可以说，东方人这种整体的形象的感性而模糊的思维特质，数千年来，一直体现在哲学、文学、美学甚至兵学等领域，浸润到了人们身边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花，而成为创作、鉴赏、享受的文化习惯。

就说东方文化奇葩的诗歌吧。中华大地作为诗的沃土，从周春秋时期的“黄河文化”代表《诗经》，战国时期“长江文化”代表《楚辞》，汉乐府及古风，到唐诗、宋词、元曲，两千多年间内容形式风格不断演变，但都遵循一个基本的创作法则：创造“意境”以“言志”。而意境，即是通过借景生情或融情入景，创造出来的情景交融的文学意象。人们欣赏到的这些诗歌意境呢，含蓄或明快，浓重或轻柔，冷峻或平和，热烈或静雅，哀怨或欢愉，悠远或窘迫，还有对诗歌的“气韵”、“神采”、“风骨”等寻味。光这些形容词，五花八门，足以让每位西方人士眼花缭乱。而在东方文化人看来，这些感性的、具象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认识，正是中华诗歌创作及欣赏的魅力所在；且由于它的模糊性，又给了每位欣赏者对每首诗“意境再创造”的自由空间。这与中国书画意境的创造及欣赏，大同小异。我在这里抄录唐人孙过庭《书谱》中，专门描绘书法笔墨变化的一段话：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凤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