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悲情城市》是一部於1989年上映，由侯孝賢執導的台灣歷史電影，並獲得第四十六屆意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獎。

該電影是第一部涉及到台灣政治最敏感的「二二八事件」爭議的電影，講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一個台灣家庭捲入從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民施加的「白色恐怖」事件，挑戰當時尚未台灣民主化的政府禁忌話題，引發起各界人士矚目。它在台灣影史的地位相當重要，更被譽為「台灣人一定要看」的電影。今年2月24日，台灣重新上映該片之4K數碼版，4月27日亦在香港重新上映。

《悲情城市》延續了侯孝賢導演一貫的長鏡頭電影美學，事件的發生、時間的流淌、情感的變化，皆在畫面中被觀眾感知。影片一開始，便是停電的夜裡，廣播中，日本裕仁天皇正宣讀「終戰詔書」，表示日本全面投降。屋內，女人生產時痛苦的呻吟聲不時傳出，文雄於堂中拜佛上香，保佑順利生產。宣讀完畢，一聲啼哭，響徹基隆田寮港。文雄為兒子取名「光明」，但光明，真的隨着二戰的結束到來了嗎？為全片林氏家族的故事展開埋下了伏筆。政權的變更、時代的更替，似乎對於偏安一隅的百姓人家來説，充滿着茫然無措。一個鏡頭是，酒館內，眾人喝酒時聊起時局變遷，往日懸掛的日本國旗是白底紅日，上下顛倒都是對的；但到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太陽是在上方還是下方，沒人能說清楚，側面折射出人們對於新時代到來的彷徨與被動。而片中的知識分子、同為文清好友的吳寬榮，常與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到對未來的擔憂，談論起台灣光復後國民黨的為政不廉、民不聊生時，大家不禁唱起「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松花江上》……

除了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浮沉，影片中不同語言的混雜（台語或閩南語、國語或普通話、日語、粵語、上海話），也真實地呈現出當年台灣的眾生相。日據時期留下的日文及文化成為台灣當時民眾生活的日常，無論是隨處可見的榻榻米、飲茶或和服，還是人們台語交談中習慣性夾雜的日語。後來國民黨執政時期，國語逐漸成為官方語言，而民眾生意交談時用到的台語、粵語、上海話混合在一起，通過翻譯來達到溝通的目的。但實則是，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並未達到真正的理解，而是在為權為利的爭鬥中，培養起仇恨與貪婪，又在強權之間尋找活路，不同族群派系的人們自然形成了暴力的角斗場。片中最值得考究的設定便是由香港演員梁朝偉扮演的林文清，因為聾啞的生理障礙，不得不與他人通過表情動作和寫下文字來溝通。亦從側面反映出當時被壓迫的人們的啞口無言、無奈與沉默，去體會當年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殘酷暴政和麻木不仁，以及當年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片中印象深刻的一個鏡頭是，火車上，一班身穿制服的軍人挨個搜查，看到文清，逼問他「你是哪裡人？」或許出於應激反應，啞了的他台語蹦出「我是……台灣人。」對方懷疑，於是又用日文質問他相同的問題，聾了的他無法回應，遭到這班人的暴打。本來用作溝通工具的語言，竟成為了判斷敵我身份的武器。仇恨之下，人與人之間是否真的能夠達到理解呢？

另一方面，《悲情城市》中不斷穿插寬美書寫的日記，以黑底白字的畫面和旁白展現，紀錄下時代紛亂中普通個體的生命體驗。雖然文清無法開口說話，但寬美對文清他的關注用個人日記的獨白方式表現出來，講述出文清和林氏家族在時代背景下所經歷的動蕩不安，像小說一般完成對一個人、一家人的書寫。當寬美與文清結婚後，誕下一子，她在日記中寫道：「東西都在漲價，厝邊頭尾都在說日子很難過，可能我比較不會想，因為我只要看到文清和阿謙都在身邊，就感覺日子很好，很幸福。」讓觀眾切身感受到，幸福對於人們，究竟意味為何。

當然，對於當時身處在社會漩渦中的個人來說，所謂「悲情」的底色又與身份認同相關。人是生長於族群、土地的高級動物，有一脈相承的文化與根系，而這也是維繫家族世代相傳的重要一環。就如影片中，文雄無奈又氣憤地講道：「咱本島人最可憐，一會日本人，一會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卻沒人疼。」漫長的殖民歷史所造成的身份認同的錯亂，彼時台灣，現時台灣，這樣的錯亂依然沒有結束。而看似邊緣的個人，也無法全身而退。影片最具悲劇性的畫面就是，當文雄看到其小弟被人砍得滿身是血倒在他身邊的時候，身體內積存的憤怒終於剎那間爆發，他舉起象征武士的刀砍向與國民黨勾結的「上海幫」，但當他們衝出房間，在走廊上死纏爛打的時候，「上海幫」老大從背後掏出手槍，一槍打死了文雄。鏡頭畫面從狹小的室內空間，切換到下一秒在空中翱翔的老鷹。仿佛林氏家族在時代變遷中所擔負的沉重，皆在頃刻間化作飛鳥得到了解放。文雄的喪禮過後，電台廣播宣讀起戒嚴的法令，社會環境籠罩在人們頭上的陰霾，化作山港間的春雷轟隆作響，看似平靜之下其實暗波洶湧。文清與寬美最後決定離開基隆，但文清還是在為客人拍攝完最後一張照片後被逮捕，從此不知去向；其摯友寬榮雖歸隱田間，耕耘教書，但終究躲不過憲兵的追捕；而林氏兄弟僅剩下文良，喪失心智變為瘋子的他，樂呵呵地啃食着供奉給神仙的食物，變成了「局外人」一樣。生與死的沉重與輕盈，就在這基隆港裡不停地演繹着。人的命運也在其中起起伏伏，猶如宋代詩人文天祥在《過零丁洋》中寫道：「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悲情城市》，不僅是關於台灣人的一部史書，也是人類始終面臨的個體與時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