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香港總算是走過了疫情兩年以來的一個高峰，但綜合來看，香港在應對第5波疫情的過程中不單准备不充分、应对不及时，还暴露了基層治理上的不足。

由於殖民地歷史的緣故，香港的政府職能、基層管理能力是在西方的政治思想灌輸下成長的。在香港舊有的意識形態論述中和當今的主流輿論中，對政府的描述通常是負面的，其共識是政府能力應當受限。前美國總統雷根於1981年就職演說中的名言，「政府並非問題的解決之道，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是新保守主義者政治改革的宣言書。美國用政策實踐構造了一個崇尚政府越弱越好、市場越大越好、監管越少越好、國家能力越有限越好的時代與主流論述。但即便是在新保守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與之相反的思想探索也從未止息。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學者即指出，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政府權威首先需得「建立」起來，然後才談得上如何對其進行「限制」。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奇跡，更證明了具有高度管治效能的政府，有助經濟騰飛、產業成長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有觀點認為，「虛弱、能力不足或形同虛設的政府」勢將引發嚴重社會政治問題甚至國際危機。最近20年，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學習亞洲的經驗，認識到政府效能建設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理念之爭終究虛幻，實踐才是最好的老師。

香港在政治和社會改革中，甚少討論到基層治理改革，但是在面對2019年以來的人患和天災所凸顯出來的種種問題，香港是時候應該開始討論一下從政府職能和權威開始由內而外的基層治理改革。參考內地大城市為例，基層治理中的「基層」不是指經濟意義上的草根階層，而是在整個公共管治系統中最基礎的單元，在內地會是「街道、社區、社區」，各區有若干「街道」，各街道再分為多個「社區」，各社區設有居民委員會；而每個社區又會因為範圍內有不同的屋苑，可能會再有多個「社區」。而近年內地推行「網格化管理」，也會在「街道」內劃成多個「網格」作劃分管理。在公共行政管理而言，最細的單元為街道，設有街道辦事處（街道辦），而居民委員會則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但街道辦會派員在社區設社區工作站，承擔街道辦在社區的各項工作和公共服務。所以，內地社區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同時也有負責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務。而街道辦的公共管理和服務其實相當綜合化，除上述社區基層組織建設外，還包括綜合維穩工作、應急管理工作、衛生健康、社會救助、勞動就業等各類與民生息息相關工作。至於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工作，包含例如違法建築查處、土地整備、市容環境衛生、水務等等。這就是同樣面對奧密克戎的突然襲擊，深圳能從容應對，如臂使指，數天之內妥妥安排好2000多萬人的禁足、強檢和生活保障，而香港則應對失措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比內地基層治理，香港明顯權責不一，政府層面也缺乏絕對的號召力。區議會只是諮詢組織，卻因資源和「特殊身份」，而成為政黨爭奪的山頭；行政部門各自為政，公共服務和宣傳引導往往止於區的層次，出現基層工作單元化、形式化、外判化。香港應該思考如何做好公共行政的風險管理，基層治理改革已然刻不容緩。

本網評論員 N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