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在中國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如何推動利率「兩軌合一軌」一直為市場所關注。對此，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表示，併軌的方向是基準利率軌往市場利率軌併。至於市場上關注的QE（量化寬鬆）問題，孫國峰認為，中國央行暫時沒有進行QE（量化寬鬆）的必要和可能，而央行購買國債的意義也不大。
中國金融時報昨日引述孫國峰指出，央行推動利率「兩軌（存貸款基準利率與市場利率）合一軌」積極破解利率約束的障礙。利率併軌的關鍵在於怎麼樣發揮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使傳導機制更加順暢有效，無論是市場利率還是基準利率，都應當和央行政策利率形成更緊密的聯繫。
央行發聲
●存貸款基準利率與市場利率併軌的方向是基準利率軌往市場利率軌併。關鍵在於怎麼樣發揮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使傳導機制更加順暢有效。
●QE通常是指在金融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中央銀行通過資產購買行為來傳導貨幣政策。但是在中國，貨幣政策操作的傳導還是要通過銀行體系。
●無論從金融體系結構的角度，還是從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效來看，暫時都沒有進行QE的必要和可能。
完善央行政策利率引導機制
2015年10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開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標誌著中國對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管理在制度上已經實現市場化。但中國利率體系仍然具有明顯的「雙軌制」特徵，一是在存貸款方面仍有基準利率，二是貨幣市場利率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
孫國峰指出，2015年10月後，央行仍然公布存款和貸款的基準利率，並抓緊完善利率的市場化形成和調控機制，發揮央行政策利率對金融市場利率以及存貸款利率的引導作用，完善央行政策利率引導機制。
而與很多國家央行只有一個政策利率不同，中國央行的政策利率是一個體系：短期政策利率是短期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中期政策利率是MLF（中期借貸便利）利率；此外還有利率走廊，上限是常備借貸便利（SLF）利率，下限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率。
他談到，央行的政策利率對貨幣市場利率、債券市場利率等市場利率的影響更直接，傳導效率更高；而對信貸利率的影響，由於存在貸款基準利率，影響還存在一定阻滯，貸款利率下降的幅度和速度沒有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反應快。
基準利率軌往市場利率軌併
為解決這個問題，央行要推動利率「兩軌合一軌」。孫國峰表示，併軌的方向是基準利率軌往市場利率軌併。其關鍵在於怎麼樣發揮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使傳導機制更加順暢有效，無論是市場利率還是基準利率，都應當和央行政策利率形成更緊密的聯繫。
「併軌本身並不複雜，但背後涉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央行政策利率體系的構建，以及如何發揮央行政策利率傳導機制的作用，還包括要向提供市場參考性的指標等工作。」孫國峰稱。他認為，如果這些工作都能夠逐漸地推動到位，「兩軌合一軌」將是一個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過程。
至於市場上關注的QE問題，孫國峰表示，QE問題其實也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關，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結構是密不可分的。世界上金融體系的結構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另一類是金融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中國是典型的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QE通常是指在金融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中央銀行通過資產購買行為來傳導貨幣政策。但是在中國，貨幣政策操作的傳導還是要通過銀行體系。
孫國峰談到，通過銀行來進行傳導的過程當中，可能也有一些約束。但是中央銀行正採取一些措施，這些貨幣政策傳導的障礙和約束正在逐漸得到解決，下一步會得到更好的解決。無論從金融體系結構的角度，還是從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效來看，暫時都沒有進行QE的必要和可能。
央行購買國債意義不大
對於央行是否會購買國債，他指出，目前國債在貨幣政策操作框架中的主要作用是作為抵押品，在公開市場操作中需要高質量高等級的債券作為抵押品，其中國債是最主要的部分之一。他介紹稱，從國際經驗來看，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國債資產佔比較高、通過購買國債形式投放基礎貨幣的一些發達經濟體，比較典型的是美國。
而美聯儲購買國債的數量與現金投放的數量基本上掛鉤，這是信用貨幣制度發展的歷史演進結果。美國財政部發行現幣，美聯儲發行現鈔，這背後都是財政的信用。財政的信用與狹義鑄幣稅掛。相比之下，中國現鈔發行的基礎是國家掌握的物資，所以央行購買國債的意義不大。
此外，從《中國人民銀行法》的角度來說，孫國峰表示，央行不得直接在一級市場上購買國債，是為了切斷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管道。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後，明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財政不能向央行透支借款，包括央行不能從一級市場購買國債。
專家建議穩中求進去槓桿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晶昨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上表示，槓桿率風險主要在於國企與地方政府。張曉晶認為，國企與地方政府槓桿率風險的成因在於，軟預算約束、政企不分、中央政府兜底以及金融體系的體制偏好，這些恰恰是傳統體制的弊端。
2018年，實體經濟部門總槓桿率243.7%。其中，居民槓桿率53.2%，企業槓桿率153.6%，政府槓桿率37%。張曉晶表示，企業槓桿率中，國企槓桿率達103%，其中一般多為融資平台債務，本應計入地方政府。國企與政府槓桿率合計達139.8%，佔實體經濟部門全部債務的近六成。
「間接融資為主不是企業高槓桿的主因。比如德國也是間接融資為主，但企業槓桿率不到60%。」張曉晶認為，效率低下是傳統體制帶來的結果，也並非高槓桿的成因。
他建議，要「穩中求進」去槓桿。穩住總槓桿，需要中央政府發力也就是加槓桿，改變居民部門獨木難支的局面；要推進無效特別是殭屍企業的破產重組，讓市場清理機制發揮作用；要硬化國企與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覺；要突出競爭中性，糾正金融體系的體制偏好。
應建立政策性金融機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同一場合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比較嚴峻，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愈演愈烈。他認為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第一，中央政府統一規範、統一組織、統一監管地方融資，現在還沒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銀行應當從背後跳到前面來，應當規定它是可以為地方政府債務融資，但是要有嚴格規定。第三，可以成立一個專業化的、政策性的為地方政府融資的機制。「這樣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債務放到籠子裏」。
最近3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後，需求不振，私人部門不願意投資，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觀平衡的循環，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的方式把居民儲蓄籌到手裏進行公共投資。「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債務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機之後，中央政府也撐不住了，它必須由地方政府同時發力，而且由於公共基礎設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債務呈現跳躍性增長。到2007年出現了地方政府類似美國的地方政府破產的情況，但是日本的體制又不能破產，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個關於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法，從此之後走向了正軌」。
李揚介紹，日本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有四個：中央政府的財政融資資金、地方公共團體金融機構資金、市場公募資金、銀行承兌資金。在李揚看來，上述結構非常值得中國學習，因為在這個結構裏有兩個是來自銀行的，「恐怕在中國做金融是迴避不了這樣一個現象的」。
李揚強調，特別值得中國學習的是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機構–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資專門為地方政府提供長期廉價融資的金融機構，相當於是專為地方政府融資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它的貸款流程審批嚴格，需要提供申請，需要審定，需要發放貸款，然後再現場回訪等等，這一套程式證明了是比較有效率的。
劉世錦料今明年GDP增速超6%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世錦昨日在北京出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時預計，中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速均超6%，並有五大新的增長源。
劉世錦稱，中國經濟增速的變化是符合規律的，2020年以後會下降到5%至6%之間或5%左右。劉世錦指出，過去帶動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是基建、房地產投資、汽車等重要工業品以及出口，但上述方面都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目前正在尋找低速增長的均衡點。
五大新增長源
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來源有五個。第一，低效率部門的改進；第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第三，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第四，前沿性創新；第五，綠色發展。
上述增長來源有三個特點：一是對市場經濟制度、質量的要求都很高；二是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現；三是增長大部分都是慢變量，立竿見影的情況較少。
在談到改革的目標時，劉世錦認為應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的目標。一方面是適應國內「高難度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適應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