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儒者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來開頭的，以歷史為據，而非以公理為前提，是儒者的思維方式，孔子以仁確立了中國精神。

尋常稱謂，往往有深意，我們太熟悉了，反而忽視。

例如“中國”，誰人不知？可猛然一問，就發現自己無知。

還是請教專家吧。於省吾老先生，早就寫了《釋中國》一文，他告訴我們，“中國”一詞，至遲西周初年就已出現，他提到了一件物證。

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出土一口“何尊”，“尊”為酒器，用青銅製成，鑄有銘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殘毀。銘文記載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建都一事，是成王對宗族小子何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後，曾告於上天：“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已經據有中國，統治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牆圍起來——“口”，就成為“國”了。所以，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漢代的《說文解字》就說，“國”字，“從口，從或”，意思和“邦”字一樣。

從金文中找到“中國”的來歷，同時，於老先生還指出，《尚書》“梓材”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國民”，說皇天將“中國民”和疆土都託付給周武王了。按照王國維的“兩重證法”，基本上就可以確認，“何尊”和《尚書》都提到周武王時，已經有了“中國”名稱。

胡厚宣《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則以甲骨文為據，考釋出商自稱“中商國”，因而斷言，此為“中國稱謂的起源。”

然而，商雖有中心意識，但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為中國的原型與都城有關，而商朝老是遷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識很難上升為中國觀念。

中國觀念的形成，與封建制並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個中央國的存在為前提，而王權所在地，通常就是這樣一個中央國。 《詩》雲：“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曰：“中國，京師也。”

中國綏服四方，靠什麼呢？靠分封制，又叫封建制，封邦建國的意思。週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國化，將中國逐步做大。周公之時，中國之地最狹，被蠻戎夷狄包圍。那時，吳、越、閩、楚為蠻，秦為戎，齊、魯雖為封建之地，但周邊都是夷，用夷禮。到了東周時期，吳、越、楚、秦、燕等蠻戎之國，都中國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魯、齊、晉、宋、蔡、陳、衛諸國，一個封建制的中國化的天下觀版圖就初具規模了。

周禮，是一種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為內核、分封為外殼的封建制政治文化，當封建制用“五服”之禮來表達時，“綏服”是關鍵。甸服、侯服都是中國化了的，而綏服是華夷之辨的前線，所以說，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綏服五百里，分為兩部分，其內三百里，因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國化；其外二百里，則近於要服、荒服，故行武衛，奮武以衛天子也。

有了中國意識和中國化製度，然後就是做中國人的問題，這個使命就落到先知先覺的孔子身上。孔子說“吾從周”，他周遊列國，就走了一條“吾從周”的路線。首先，他去投奔的國家，都是早已中國化了的宗周懿親之國，如魯、衛、齊、晉、宋、蔡、陳諸國，而非秦、楚、吳、越等蠻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國中，他待的時間最長的是用周禮的魯、衛兩國，而非用戎法而強的齊和晉。

不過，他對於齊和晉的霸業，還是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說過“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輩，幫助齊桓公尊王攘夷，成就霸業，一度成為他的榜樣。所以，他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著一隻膀子穿衣，披頭散發做人了。這樣做人，當然不是做中國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在孔子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做什麼人。為此，他建立了一套關於人的觀念體系，其中有等級和名分，有仁義和親情，但不管有什麼，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做什麼人，是做中國人，還是做夷狄之人？這就是華夷之辨，如果連中國人都做不成了，還談什麼禮啊仁！

於是，他為周禮注入一種新思想和新精神，建立了一個從堯、舜到周公的道統，這道統是文化中國的命脈，自始至終維繫著中國，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還在；王朝中國垮了，可文化中國還在。

從孔子開始，中國文化第一次有了歷史意識，孔子去世以後，留下一部《春秋》，為中國立史。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說儒者以歷史為宗教，那就更為合適。儒者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來開頭的，以歷史為據，而非以公理為前提，是儒者的思維方式，孔子以仁確立了中國精神。

不過把“中國”作為正式的國號，那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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