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編按：快手科技1月26日至1月29日在香港公開招股。IPO認購反應非常熱烈，掀起新股市場熱潮。新股預期可在2月5日（星期五）開始於香港聯交所交易。快手被看作是短視頻市場領航者，截止去年9月底，快手平均日活躍用戶數計為世界第二大短視頻平台，平均月活躍用戶數達4.83億和平均日活躍用戶數2.62億。快手的核心價值觀是平等普惠、真實向善，用有溫度的科技提升每個人獨特的幸福感為使命。如今快手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品牌，是中國最廣泛使用的社交平台之一。借着即將上市的東風，我們來看看快手CEO宿華眼中的快手是什麼。）

幸福感的演變

從小到大，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幸福感對我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東西，有很不一樣的定義。

5歲時，我的幸福感核心是「要有光」。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個土家小山寨，這個中國毛細血管末梢的地方，風景秀麗但閉塞落後。當時村裏還沒有通電，天一黑甚麼都幹不了。

沒有電就沒有電燈，更沒有電視。晚上幾乎沒有娛樂活動，就在大樹下聽故事、看星星。家裏唯一的電器就是手電筒，不過電池也很貴，經常捨不得用，晚上出門就帶個松樹枝當火把。山裏沒有公路，家裏醬油用完了，要走兩小時的土路到鎮上，再走兩個小時回來，才能買到醬油。

當時我最渴望的是天黑之後有光，有光就能玩，很快樂。這是特別奇怪的一個幸福感來源。後來我養成了一個很壞的習慣——睡覺不關燈，我怕黑，不開燈睡不着覺。我這個壞習慣直到結婚後才徹底改掉。

10多歲時，我的幸福感來源是「要考好大學」。

讀書的時候，我隨父母到了縣城。在這個小縣城，最有名的除了縣長，就是每年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每年7月，縣城唯一的也是最繁華的電影院門口就會張貼考上大學的學生名單。

高考是個很好的制度，它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靠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命運，推進了整個社會的階層流動，因此很多地方愈窮愈重視教育，我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考上清華大學的。

20歲出頭時，我的幸福感叫作「要有好工作」。

剛上大學時，老師教育我們說，有一個師兄特別厲害，剛找到一份工作，年薪10萬元。我當時就覺得，能找到一份年薪10萬元的工作，是很厲害的事情。後來聽說谷歌薪水高，我就去谷歌面試，谷歌給我開出15萬元的年薪，比我最厲害的師兄還多50%，那一刻我非常滿足。一年之後又給我發了期權，後來翻了倍，我覺得自己幸福感爆棚。

快到30歲時，我的幸福感是「要有好出息」。

在谷歌工作時，我跑到矽谷待了一年多，最大的衝擊是發現兩個社會，不說深層的結構，連表面的結構都不一樣。2007年，北京的車沒現在這麼多，而矽谷遍地都是汽車。那時候就覺得自己之前那點兒出息是不是太淺了，我應該能夠做更多的事情，能夠更加有出息，但是當時並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兒。

2008年金融危機剛發生的第二個月，我離開谷歌去創業，想讓自己的想法得到驗證，看看我到底能為這個社會貢獻甚麼，或者能夠收穫甚麼。幹了一年多，慘淡收場。

第二年我加入百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別是在做「鳳巢」機器學習系統時發現，我掌握的跟人工智能、並行計算、數據分析有關的能力是可以產生巨大能量的。

升職加薪，成家買房。但我一直有些焦慮，為甚麼想要的東西都得到了，卻還是不滿足？我的想法在某一個時間點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轉變。我以前的幸福感來源於自身，我要怎樣，要有光、要考好大學、要有好工作、要有好出息。都是怎麼能讓自己有成就感，讓妻兒開心，讓父母有面子，這些當然都是實實在在很幸福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人生中是不是存在一種更大的幸福？後來我發現，相比於滿足自己的慾望來利己，更好的方向是去探索怎樣利他，如果有能力成為一個支點，讓更多的人幸福，自己的幸福感會成倍地放大。

利他不是簡單地幫助某個人做成某件事，這也是一個逐步探索的過程。我在谷歌工作時，心態就是以我個人的力量能夠幫到所有人。我的技術很好，作為工程師，很多團隊找我，從寫網頁服務器、做機器學習系統到進行大規模並行計算，只要你需要，我都能辦到。那時候我好像是消防隊員，到處幫人滅火，但現實很骨感，因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評職級的時候升不了職，得不到別人的認可。

去百度驗證過我們的技術能量以後，我就繼續創業了。我們的小團隊做了很多類似僱傭軍的事，到處去幫別人處理技術問題，把我們的能量放大，但後來我們發現也並不能幫助很多人。我意識到，如果要利他，不應該憑借我個人的力量利他，應該以機制的力量、價值觀的力量利他，利他最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這就不能以己度人，需要廣泛理解更多人——他們的公共痛點在哪裏？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是甚麼？幸福感能夠得到滿足的最大公約數是甚麼？要能夠找到所有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約數。

快手的獨特之處

快手的形態其實很簡單，它把每個人拍的生活小片段放在這裏，通過推薦算法讓所有人去看，但背後的思路和其他創業者會有點兒差別。

第一，我們非常在乎所有人的感受，包括那些被忽視的大多數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中國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佔總人口比為13%，還有約87%的人沒接受過高等教育。從這個維度看，我們每天的所思所想、所關注的對象，偏差非常大，因此我們做了更多的選擇，讓那87%的人能更好地表達和被關注。

第二，注意力的分配。幸福感的來源有一個核心問題，即資源是怎麼分配的。互聯網的核心資源是注意力，這一資源分配不均的程度可能比其他資源更嚴重。總的來說，整個社會關注到的人，一年下來可能就幾千人，平均兩三天關注幾個人，所有的媒體都看向他們、推送他們的消息。中國14億人口，大多數人一生都得不到關注。

我們在做注意力分配時，希望儘量讓更多的人得到關注，哪怕降低一些觀看的效率。從價值觀上來講，還是非常有希望能夠實現公平普惠的。注意力作為一種資源、一種能量，能夠像陽光一樣灑到更多人身上，而不是像聚光燈一樣聚焦到少數人身上，這是快手背後的一條簡單的思路。

用戶主導的社區演變

建設短視頻社區，最重要的是底層的價值。這些在社區裏如何體現？

這幾年時間，快手社區的氛圍或觀感、體驗已經發生了巨變。我們作為社區的維護者，最大的特點是儘量不去定義它。我們常做的是把規則設計好之後，用戶憑借他們自己的聰明才智、自己的想法，以及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去完成社區秩序的演變。實際上，快手在歷史上的每一次轉變，都是用戶驅動的，我們負責在旁邊觀察，看他們哪兒高興哪兒不高興，哪兒對哪兒不對，哪些地方破壞了價值，哪些地方又適應了時代需求。

最近兩年，大家感受比較直接的社區變化和直播有關。快手上有大量的人，對直播的理解非常深刻，也非常需要這種實時互動，所以我們上線直播功能的時候推廣特別順暢。

我們發現快手直播和其他平台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點是快手上的用戶把直播當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當成工作。

快手上很多人是下班後直播，比如，我關注最久的一個婚禮主持人，他每次主持完婚禮都是半夜，所以他每次會半夜開直播或者拍短視頻。他的視頻系列叫「到飯點了」，因為他每天半夜12點下班去聚餐。我睡得晚，每天都要看看他今天吃甚麼，每次聚餐都是主人請客，每次吃的東西都很好，而且還不重樣，已經持續了好幾年。

還有一個在酒吧跳舞的女孩，我也關注了好幾年。她每次上班前一邊上妝一邊直播，下班後就一邊卸妝一邊直播，和大家聊聊天。很多人在現實世界中得不到別人的理解，你也想像不到她的心理世界是甚麼樣的。你可能會以為她是一個生活混亂的人，其實她有家有口，在酒吧跳舞是她的工作。她拍下了很多自己真實的生活，或辛酸，或高興，她都願意和大家分享，分享出去就會很開心。

有一次我還看到一個媽媽，她的孩子特別小，把孩子哄睡着之後，她就開始直播，因為孩子睡覺時間短，她也不能出遠門，她一個人在家裏陪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有人陪她聊聊天。開直播聊到一半，孩子一聲大哭就醒了，說一句「我兒子撒尿了，我去給他換尿布」後，直播就關了，可能才直播了不到十分鐘。在她看來，直播、短視頻都是和這個世界連接的一種方式，也是得到別人的理解和認可的一種方式。

這些都是我們社區裏發生過的故事。對於一個社區來說，我們呈現內容的形態、人們表達自己的方式，以及表示理解、贊同或者反對的方式，必然會隨着社會、網絡速度和一些秩序的進化而演變，所以我們還在演變中。

提升每個人獨特的幸福感

我給快手團隊提出一個使命，就是提升每個人獨特的幸福感。為甚麼要說「獨特的」，我認為每個人的幸福感來源是有差別的，他們的痛點不一樣，情感缺失的原因不一樣，有的人因為孤獨，有的人因為貧困，有的人渴望得到理解。那麼快手怎麼去做到這一點呢？

幸福感最底層的邏輯是資源的分配。社會分配資源的時候容易出現「馬太效應」，即頭部人很少，但得到的資源很多；尾部很長，但得到的資源非常少。就像《聖經》說的：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老子》也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快手要做的就是公允，在資源匹配上儘量把尾巴往上抬一抬，把頭部往下壓一壓，讓分配稍微平均一些。這樣做是有代價的，總體效率會下降，這也是考驗技術能力和執行能力的時候，如何讓效率不下降，或者說下降得少一點。

當我們做資源分配的時候，儘量要保持自由，本質上是說，在契約、規則確定的情況下，儘量少改，別讓人殺進去干預資源分配，儘量有一個大家都能夠理解的、公平的規則或契約，如果覺得有問題也是先討論再修改，而不是殺進去做各種干預。我覺得幸福感的來源核心在於，我們在做資源分配的時候，在資源平等和效率之間，在效率和損失可以接受的情況下，自由和平等這兩者可以往前排一排。

我的幸福感從何而來 

最後回到我的幸福感這個話題。前面說過，我選擇利他，並發現最好的利他是能幫到全社會的人，能夠找到天下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約數。我相信注意力的分配是其中一個計量方式。

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會有不同的因素影響人的幸福感，注意力的分配是我們今天找到的一個因素，我們還會持續去尋找其他的因素，這是我對自己幸福感來源的定義。

有人可能問我，作為快手的CEO（首席執行官），你是不是全天下認識網紅最多的人，我的答案特別簡單：恰恰相反，我是全天下認識網紅最少的人之一，我關注的網紅我一個也沒有見過。因為我擔心，當你掌握了資源，又制定了資源的分配規則時，會成為一個非常有power（權力）的人，就會有人因為利益來找你，請求資源傾斜，破壞機制。權力使用的早期你會感覺很爽，享受使用權力的快感，非常像《魔戒》裏的情節，戴上魔戒的瞬間你可以變得很強大，可以操控很多人和事，但是時間一長，你所有的行為就被權力定義，實際上是這個魔戒在操縱你，是權力在操控你。這是我心中特別恐慌的事情，為了防止這件事發生，我做了很多機制性的建設，建了很多「防火牆」。

我特別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讓更多的人變得更加有幸福感。今天我們處在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時代，互聯網能夠跨越距離的限制，讓人和人之間更快、更便捷地連接起來。我們有大規模計算的能力，有做AI（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的能力，這是世界上很多人不具備的能力。我們應該發揮好這種能力，去幫助那些不掌握這種能力和資源的人，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也能夠變得更好。這是科技革命帶來的進步和效率的提升，把效率產生的增量反哺到國民身上，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希望未來也能夠一起探索把這件事持續做下去。

原文鏈接：https://m.orangenews.hk/details?recommendId=149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