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進入新時代，深圳儼然已成中國的寵兒，從經濟特區到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再到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的身上多了一道又一道炫目的光芒。

古語云：四十不惑。然而，40歲的深圳真的志得意滿、不再困惑了嗎？

今天，作為改革開放大潮中一馬當先的“優等生”，深圳正在進行自我突破，自我賦能，揚帆遠航再出發，只有這樣才能不辱使命，邁向全球標杆城市。

向集約發展尋求空間

深圳土地面積狹小，發展空間“捉襟見肘”近來已經基本成為社會共識。

資料顯示，深圳的陸地面積1997.27平方公里，是北京的12.17%，上海的31.5%，廣州的26.87%。而其他兩個直轄市，天津的面積11946萬平方公里，相當於6個深圳；重慶的面積8.24萬平方公里，竟相當於41個深圳。

深圳的經濟增長在全國一線城市以及省會城市中又是“最集約”的。

考察土地使用效率，我們一般要採用地均GDP這個概念。2019年，深圳地均GDP達到13.48億元，列全國第一。同一時期，三個一線城市上海6.02億元，廣州3.18億元，北京2.16億元；東莞、廈門分別為3.85億元、3.53億元；佛山、無錫、蘇州、南京、珠海等城市地均GDP超過2億元。[1]

深圳面積本來就小，加上大部分都是丘陵山地，僅有少數地區能形成沖積平原，這就讓可利用的土地資源更顯稀缺。根據2015年的數據，深圳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中，開發面積已經逼近900平方公里，去掉不可開發的974平方公里的生態控制線面積，還可以用來開發的面積僅有100多平方公里。按照國際慣例，國土開發強度的生態宜居線是20%，警戒線是30%，而深圳的土地開發強度已經超過了50%。

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當下的深圳，說“寸土寸金”毫不為過。根據媒體統計，2013年3月至2016年8月，深企在東莞拿下土地4000畝，約合265萬平方米，土地出讓金總計近14億元。同一時間，深圳土地供應面積為216.79萬平方米，出讓金為242.4億元。深圳拿地成本約為東莞的17倍。

面對“小馬拉大車”的困境，多年來深圳一直在以各種方式推進城市的“擴容”，但人地矛盾並無緩解：

“向天上要地”：2019年1月3日，深圳市規土委發布文件，提升住宅、工業用地容積率——將密度三區的基準容積率由2.8提升到了3，容積率上限由5.0提升到了5.5；密度四區的基準容積率從2.2提升到2.5。目前，我國大多數的新城新區容積率都在0.8~1.2，很少超過1.5，與這些地方相比，深圳的容積率已經很高。

“向地下要地”：目前，深圳已經開發利用地下空間5200萬平方米。深圳地鐵每公里地下空間的接駁面積、地下空間開發體量已位居全國第一。在深圳前海“地下新城”，開發縱深達30米，開發利用規模約660萬平方米，體量在全球居於前列。但是，相對地面開發，地下空間利用技術難度大、成本高、速度慢，且可逆性差，一旦建成很難更改。這對於深圳海量的土地缺口無疑於杯水車薪。

“向大海要地”：深圳擁有1145平方公里海域，過去40年，深圳已填海造陸120平方公里，積聚深圳城市精華的深圳灣及前海灣一線，幾乎都是填海造出來了。但是，2020年5月1日起，《深圳經濟特區海域使用管理條例》正式實施。條例規定：“嚴格管控圍填海用地，除國家批准建設的重大項目外，全面禁止圍填海。”硬性填海式擴容至此幾無可能。

歷史經驗彌足珍貴
改革開放再立潮頭

縱觀深圳發展史，每一次跨越式的經濟增長幾乎都與土地面積的增長或土地功能的改變有着直接聯繫。從蛇口工業區誕生到經濟特區“劃圈”，從關外關內一體化到前海深港服務合作區成立，從深汕合作區設立到深圳高新區擴容，每一次變化都帶來發展規模和質量的飛躍。

熟悉深圳歷史的人都知道，在改革開放“試驗田”之前，還有一個改革開放的“試管”——蛇口工業區，它的面積是2.14平方公里。1979年元旦之後，在時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長袁庚的主導下，廣東省和招商局聯合向北京遞交報告，建議在“寶安蛇口公社”劃出一塊地作為招商局的工業用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谷牧約見了袁庚，並決定給袁庚“一個半島”去試驗。袁庚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思想不夠解放”，不敢吃下約36平方公里的南頭半島。於是，李先念改圈了臨港2.14平方公里的土地。

袁庚晚年回憶往事，把此事視為“人生一大遺憾”。[2]

深圳經濟特區範圍的劃定也不是一帆風順。據深圳首任市委書記張勛甫回憶，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文件，正式通知深圳試辦特區，並要求深圳市劃出特區範圍。張勛甫和市長賈華、市委副書記方苞等帶隊實地察看，最後經市裏反覆討論的範圍為：東起背仔角，西至南頭一甲村，東西長49公里，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嶺，南至深圳河，南北寬約6.5公里，總面積327.5平方公里。然而，當時的“省特區辦”持反對意見，理由是深圳搞這麽大的特區規劃不現實，比全世界的特區總面積還大。他們的想法是在福田無人區辦一個6平方公里全封閉的加工區，周圍用高牆圍起來。

當時的深圳市領導據理力爭，在省委書記習仲勛以及北京有關領導的支持下，才最終獲准這個327.5平方公里的特區範圍。[3]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想象，如果特區的面積當初是6平方公里，會帶來一個什麽樣的後果？

所幸，深圳後來的每一步發展也都踩準了節拍：

2010年7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範圍由原先的“關內”四區擴大到“關外”寶安、龍崗兩區，特區政策覆蓋全境，極大地提升了城市整體功能和運行效率。當時的市委書記王榮曾表示，特區外面積是特內區的四倍，如果關內外能持平發展，深圳5年內完成1.5萬億元GDP的目標是件很容易的事。然而，僅僅到了2014年，深圳的GDP就突破了1.6萬億元；

2011年2月，深汕特別合作區成立，總面積468.3平方公里。起初合作區由深圳、汕尾兩市共管。2017年，廣東省授權深圳主導合作區經濟社會事務。2018年12月，調整為深圳市直接管理。2019年深汕合作區GDP增長23%,增速全市第一；

2019年，深圳高新區擴容，由原來的11.52平方公里擴容到159.48平方公里，面積相當於原來的近14倍，覆蓋範圍由一個區擴大到五個行政區。這無疑對強化深圳在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優勢有着重大的意義……

土地鬆綁，經濟騰飛。經過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深圳經濟積聚的動能已如同高出沿岸地面的“懸河”，亟須“泄壓”。而土地供給一旦鬆綁，外溢出的動能便會如滾滾洪流，在它的外圍複製出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迹。

深圳未來令人遐想

被很多深圳人議論了多年、也盼望了多年的“擴容”，在深圳經濟特區誕辰40週年之際，再次成為這座城市的“熱詞”，一些自媒體大咖甚至已經預設了若干種方案。那麽，中央會調整行政區劃，將周邊若干區域併入，建立一個真正的“大深圳”嗎？

沒有人知道。

但是，有兩種方案已經公開，它們看上去像是擴容，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擴容。

今年5月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外公布了《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施》。

相較傳統的“深莞惠都市圈”劃分，該文件提出了“深圳都市圈”這一新概念。其範圍包括“深圳、東莞、惠州、河源、汕尾”五城，面積36292平方公里，佔廣東面積的20.2%，人口3232萬，佔廣東總人口的31%，2019年GDP為4.27萬億，佔廣東GDP總量的40%。

6月12日，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整版文章《“三區”疊加 擴權賦能 探索建設大深圳統籌合作示範區》，設想了另一種以“擴權”為核心的“擴容”。

文章提出：賦予深圳經濟、社會、民生事務等方面的省級管理權限，享有省一級立法權、省一級政策制定權、規劃審批權、對外經濟合作權、金融和稅收等宏觀經濟調控權、項目審批權等，在不改變原有行政區劃的基礎上，由深圳主導規劃、國土、交通、建設、環保、科技、金融和社會事務等，對深圳、東莞、惠州惠陽、深汕合作區、深河合作區五地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供給側要素進行結構性調整。

深圳輿論對上述兩種方案總體持開放和歡迎的態度。但是，由於這兩種方案都沒有拆除行政邊界，基於既往城市合作的現實，人們也不無疑慮和擔心。

深圳一位知名城市經濟專家就在網上發文直言：各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在過去那種城際合作模式下，場面上的事可以辦得紅紅火火，但是一旦涉及現實利益，城市之間的明爭暗鬥就出現了，這種爭鬥可以表現在大的城市戰略發展上面，也可以表現在一條小小的邊界連線道路的開通上面。正是由於這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在都市圈各個城市間多年來試圖推進的合作大都難以有效落實……[4]

從深汕合作區的建設經驗看，最初採用的是深圳、汕尾兩市齊抓共管的均等合作模式，效果不佳。2017年由深圳“主導”合作區經濟社會事務，2018年12月16日起，再改由深圳市“直接管理”，才終於面貌一新。在《學習時報》的方案中，提出的是“由深圳主導”，這裏的“主導”與深汕合作區2017年的深圳“主導”模式有沒有區別？哪些在“主導”範圍？哪些還需要各地互商互量？“省級管理權限”包括不包括幹部的任免權和考核權？等等。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答案。

擴權賦能，滿盤皆活

事實上，深圳尚未擴容，深企已然走出深圳。

2014年，華為終端基地在東莞松山湖落戶；2015年，大疆科技在松山湖購地啟動建設；2017年3月，藍思科技和康佳集團開始在東莞籌建自己的基地。根據東莞官方的口徑，2015年東莞引進的內資項目中，34%源於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業所選擇的地方距離深圳車程均不超過一小時。深圳學者將這種情形概括為“一小時産業圈”，並且認為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深企外溢其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展的一個自然選擇。一方面它們仍看重深圳的中心城市價值，把總部留在深圳，另一方面，由於深圳地價過高，他們選擇走出深圳，但又不想搬到離深圳太遠的內陸地區——與深圳相鄰的東莞和惠州就成為首選。

人類，用腳投票，形成移民城市；財富，用腳投票，構成都市圈。

在深圳周邊，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又一個都市圈層：首先是深莞惠都市圈，其中東莞、惠州是深圳延伸出去的腹地；其次是在深莞惠基礎上，再加上河源和汕尾形成的“3+2”都市圈；第三，隨着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的建成，將來還會形成包括珠海、中山在內的“3+2+2”的七城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層面正式規劃的都市圈。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我們該如何深刻領會大灣區的作用，並進而正確認識深圳的城市定位？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大趨勢：中國下一步》一書中指出，為什麽中國高層要提粵港澳大灣區？這裏至少有幾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大灣區建設就是要實現灣區本身的可持續發展。第二，實現國家的進一步融合。第三，把灣區建設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化經濟貿易、科技創新平台。

他進一步指出，中美貿易一旦脫鈎，那麽中美關係就很可能演變成為昔日美蘇冷戰狀態，這對國際政治和中國本身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在美國不歡迎甚至禁止中國到美國投資的情況下，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國通過自己“單邊”的開放政策，吸引和留住美國的資本。其中，中國需要構建幾個大的經濟平台，就如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粵港澳大灣區就是這樣一個經濟平台。[5]

大灣區的生命力在於核心城市帶動，也在於各城市消除壁壘，合作共贏。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從2018年的GDP看，香港和深圳加起來是4.8萬億，廣州和佛山是3.2萬億，澳門和珠海是0.6萬億。顯然，深港極點是最重要的支點，也是大灣區真正的核心。

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存在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迫切需要大力“拆牆”，以促進貨物、服務、資本、人員、信息之間的自由流動。深港兩地山水相連，利益關切度最高，歷史上就有“前店後廠”合作的淵源，大灣區經濟融合首在深港經濟融合。

然而，就中心城市的首位度而言，深圳在政治地位、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經濟規模等指標上，在一線城市中仍然靠後。因此，難怪香港在尋求合作對象時，首先想到的會是“對等”的上海市、廣東省，而後才會記起深圳這個身邊的“小弟弟”。

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深圳大學教授魏達志最近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對深圳進行城市定位，必須要考慮的因素，首先是要對標全球最發達的城市，其次是要明確工業文明向科技文明轉型的關係，第三則是作為一個全球性的中心城市，要考慮自身對城市群的引領，第四還要看城市能否實實在在地對國家的崛起，對國家的重大戰略性的目標起到真正的支撐作用和貢獻作用。

可以預見，一旦深圳“擴權”、“擴容”，深圳的經濟總量一定會最短的時間內再次躍上一個新的台階，深圳的先行示範作用將會凸顯，深圳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將會倍增。當深港真正“平視”後，兩地大規模“拆牆”和經濟融合發展便順理成章。而在深港兩極的示範帶動下，整個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也才會“滿盤皆活”，並進而引領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潮流。

其實，更大的空間意味着更大的動能，更大的權力意味着更大的責任。

能否擴權，是否擴容，決定權不在深圳。但是，受益卻決不僅僅只限深圳。

三區疊加，深圳任重道遠

深圳，歷來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風向標，中國領導人每一次來深圳的視察，在外界看來都具有指標意義。

2008年7月，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期間，專程來深圳調研；2012年12月，在鄧小平南方視察20週年之際，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首次離京考察，首站便來到深圳；2018年10月，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習近平又一次踏足深圳，再論改革開放：“再一次來到深圳，再次來到廣東，我們就是要在這裏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開放永不停步！”

去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去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正式出台。經濟特區、先行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三區疊加”，讓深圳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

在重重高光下，深圳還需不需要“摸着石頭過河”？還能不能繼續不斷地試錯，嘗試千奇百怪的“胡思亂想”？還有沒有勇氣自我革命，重新出發？

改革需要試驗田，但改革的任務絕不是階段性的。特區前途漫漫，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仍不斷會有新的矛盾出現。當前，深圳需要破解的難題還有很多，而這一切都只有在繼續深化改革中才能得以解決：

——中央已明確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以清單式批量申請授權方式，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等重點領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試。這是深圳獲得的含金量最足的政策，由中央定方向、劃底線，深圳自己來提建議、提需求。那麽，深圳該如何發揮主動性、創造性和想象力，用好用足這種權限？

——大灣區內11個城市各自行政分割，深圳如何加強與周邊城市特別是香港的合作，率先“拆牆”，建立制度上的“互聯互通”，並推動企業、社會之間的合作，打造一個類似“內部版歐盟”的自由市場？

——隨着時間的推移，早期來深的移民逐漸沉澱下來，成為深圳戶籍人口，並進而形成新的利益階層。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為新來者打開向上的通道，使特區永葆青春活力？

——深圳的所有制結構中，90%以上的企業為民營企業和個體企業，未來應如何從法律和政策層面保護私有産權，壯大民營經濟？

——深圳是否可以在資本賬戶開放上進行試驗，建立更具彈性的審慎包容監管監管制度？

……

深圳的成功，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但從本質上講是深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走市場化道路的成功。回想深圳當年，深圳不是單純地對中央制度設計進行簡單執行，而是“摸着石頭過河”、“敢為天下先”，一部深圳發展史，就是一部以思想觀念大解放推動改革開放大突破的歷史。

當年是這麽走過來的，未來仍然要這麽走下去。（全文完）

參考文獻：
[1].《每平方公里産出13.48億元》，2020年7月2日《深圳商報》，記者肖晗。
[2].《回憶袁庚：“4分錢”驚動中南海》，2016年1月31日中國經營報，記者
江海波。
[3].《深圳首任市委書記張勳甫：小平撐腰殺出條血路》，2008年1月29日《南方都市報》，記者張國棟。
[4].《關於深圳都市圈的十個思考》，2020年5月19日“宋丁視點”公眾號，作者
宋丁。
[5].《大趨勢：中國下一步》，東方出版社，鄭永年著。
由於本專題所用的圖文涉及範圍較廣，個別圖文的版權所有者，無法一一與之取得聯繫。請相關版權所有者與本刊聯繫，以便支付稿酬。―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