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哲学家、社会学家似乎是西方的“专利”。他们每有心得,往往告诉人们:快来看呀,我专门写了一部专著,学问可大啦!
而东方呢,似乎没人热心这方面功夫。除了春秋时期的老子,被关尹殷勤强留,勉强写下五千字,并且开头就交待了,“道”这东西,我也看不清摸不透,勉强说说而已;还有战国时代一拨野心家,奔走于诸地王侯之间,贩卖权谋以求名利;历代以来,文人们大都醉心于当诗人、书家、画师等等,或舞文弄墨竞逐风雅,或寄情山水吟啸烟霞。
那么,他们是没有对宇宙万物,对社会人生,对自身修为的思考么?也不是,只是这许多思考,都“散落”、“隐藏”在星罗棋布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诗评、词话、画论、笔记、书札、批注、语录等等之中,需要我们去细细咀嚼、品味、思考。这种“文以载道”现象,大概也是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故事大王”活跃时期。哲学家、政治家、野心家和各种投机份子,大都用“讲故事”乃至“编故事”方式,宣讲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像庄子、孟子、惠子等人,就是其中高手。而借故事谈哲学讲人生呢,庄子堪称“第一故事大王”。您看:
在《逍遥游》中,庄子借对大鹏与蝉、雀生活圈子之比照,描绘了时间及空间的相对性和辩证关系,表达了主观张扬、超越时空限制的人生观;
他的《养生主》,通过“庖丁解牛”等故事,表达了超越自我、游刃有余地实现身心自由的思想;
而“庄周梦蝶”的故事,则是他“齐彭殇,一死生”世界观的生动注解,同时透露出他变辩证为诡辩、走向“不可知论”的人生观。
同是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呢,则以楚辞的文学形式思考。他在《天问》中,一口气问了一百多个问题,从宇宙生成之初,问到日月星辰、河流山川,乃至夏、商、周以来的神话传说,直到楚国的国运,对自然世界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有些问题,比如宇宙起源及如何探测,到今天科学家们仍在争论不休。
中华是诗的摇篮,唐代更是诗的鼎盛时期。诗人口中笔下的诗,便是“文以载道”的寻常工具。
比如大家很喜欢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相信许多人都能倒背如流。里面有几句隽永传神而令人深思: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只见长江送流水”。江水东流不舍昼夜,人生代代不停更迭,而天上明月看不出一点儿变化,它似乎在悲悯人生短暂、岁月无情而聚少离多,又似乎在提醒人们珍惜相聚的日子。
看到这,不由使人想起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赤壁赋》中的一段对话: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
这是东坡先生在批评门客消极世界观人生观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你也知道流水和月亮?那我就从这两样说起吧——孔子的确也曾站在岸上,感叹“失去的时光就像这日夜东流永不回头的流水”;而你有没有想,每滴流水是回不来了,但江河不是还在吗?月亮的确是缺了又圆,圆了又缺;但月亮不是还那样清辉不减吗?所以呀,如果从“变化”这个角度
看,天地的存在也不过一瞬间的事儿;若从“不变”角度看,那么这世界万物跟我们自己,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何必去“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呢?
看,东坡在这里,把“一瞬”与“永恒”的哲理,说得多透彻!
苏东坡通悟东方儒释道学而融会贯通,像这类传递哲理的诗文还不少。又如他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同一个客观事物,你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另外,要了解一个事物,不“沉下去”不行;而要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个事物,就必须“跳出来”。您看,他的认识论功夫,下得够扎实吧。
孔子他老人家说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个好的道理和学问,要借助优美的文字形式,才能传播广远。这大概就是东方人对“硬道理”的一种“软包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