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香港與國家商務部於較早前簽署修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服務貿易協議，並將於明年6月開始實施。這份修訂CEPA協議不僅對於未來兩地經貿合作、港人北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亦為當前正處於混亂低迷的香港注入一劑強心針。無論香港正面臨多大困難和風浪，無論外部勢力如何挑撥離間、施加壓力，國家堅定支持香港的決心和立場是永不會變的，兩地合作聯繫更緊密的趨勢不會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前景不會變，香港有國家的支持，有廣闊腹地可供騰挪，香港定能戰勝當前挑戰，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重塑繁榮穩定局面。

回歸廿二年中央不間斷撐港

眾所周知，早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前，香港已是西方世界與亞洲貿易的重要轉運站，並帶動金融產業蓬勃發展，使其位居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在香港的完善法治與金融體系、且長期與全球經貿接軌、以及毗鄰內地的地理優勢下，香港成為西方進入中國的門戶，並使香港維持貿易與金融中心地位。

不過，香港畢竟是個經濟城市，早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際，索羅斯意圖摧毀港元引爆了震撼東南亞的金融風暴，造成香港經濟危機，許多人認為香港是利用自身於當時將近2,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進行金融保衛戰，但事實上是由於在1997年7月1日回歸當天，中央政府將淨值1,971億港元的土地基金移交給香港特區政府，加強香港特區政府的外匯儲備，方使特區政府能夠動用上千億港元入市，挽救港幣及維護香港金融市場穩定，最終擊退國際金融炒家。此外，當時的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同時派出兩位中央銀行副行長到香港，要求香港全部中資機構，盡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入市，救市運作大大成功，可見中央政府為香港特區在回歸當年戰勝金融風暴作出了堅實後盾的作用。

中央支持香港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工作絕不僅只此一例，2003年中的CEPA協議，目的是為幫助香港走出因為於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事件”所帶來的低迷的經濟困境。2012年“個人遊”項目拓展到49個城市，香港便接待近2310萬來自內地的旅客；同年，總共已有1938家來自內地的企業獲准到香港投資，其投資金額超過465億美元；截至2013年7月底，CEPA協議已讓香港企業節省超過36億元人民幣的關稅款項。

2014年“滬港通”，2018年“深港通”機制開啟，使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可透過當地證券公司或者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滬港通”及“深港通”的開通為內地資金進入香港金融市場提供有效渠道，增強了香港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及投資量。

簽CEPA修訂協議 重塑繁榮穩定局面

有說金融業跑在經濟之前，然而，本港GDP第三季按年跌2.9%，第四季更不容樂觀，以此推算下，香港金融業的表現是跟隨還是超前呢？

其實，港動風波事件延燒多月後，9月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穆迪接連以“持續不斷的抗議破壞了香港做為貿易和金融中心的吸引力”為由，分別調降香港主權信用評等，將香港評級由展望列為負面，代表對香港後續發展倍感憂心。不過，中央不斷出手撐香港，香港與內地於11月21日簽署CEPA修訂協議，明年6月生效，放寬服務業北上門檻，為香港金融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經濟步入衰退，簽訂CEPA修訂協議，有助本港企業和專業人士到內地開拓業務。他又指，香港經濟受累於社會風波，認為止暴制亂是穩定經濟的關鍵。

陳茂波又表示，新簽訂的協議涵蓋香港的優勢產業，包括金融、法律、電視電影、旅遊服務等，增加的開放措施包括取消或放寬公司的股權比例、資本要求、業務範圍等限制；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港發行巨災債券；放寬香港專業人士到內地提供服務的要求，令香港服務提供者和專業人士更容易在內地開公司和發展業務等。

陳茂波指，部分措施以先行先試的形式在大灣區內實施，相信若然有效落實，能加快推動在大灣區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他表示，今年保護主義及單邊主義抬頭，困擾國際貿易，窒礙全球經濟發展，修訂協議體現內地和香港無懼風浪，堅定推動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的決心。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同一場合表示，全球經貿環境日趨不穩，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能幫助香港開拓更多市場。他認為，香港是獨立關稅區及有自主性的貿易地區，可將CEPA或與其他國家簽署的貿易協議，作為開拓市場的手段。

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吳宏斌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回歸以來，香港經歷“沙士”、亞洲金融風暴等眾多困難，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更趨穩固，產業結構亦邁向多元化，他對未來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創科中心十分樂觀。

他解釋原因說，香港回歸以來，基建、交通、物流等繼續發展，為社會創造各種便利，而營商環境和經濟自由度則仍然在全球保持領先。他舉例，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為香港商業及經濟活動的復甦起到積極作用。吳宏斌認為，在CEPA框架下，香港享受到更大的優惠與便利，港商可以低關稅甚至是零關稅向內地輸入產品。雖然初期的時候，香港因製造業存留不多而致受惠面未必特別廣，但後期隨着安排的補充協議及其他相關協議的不斷簽署，內地開放會計、金融、保險等多個行業、板塊不同程度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中，讓香港的專業人才和服務機構能夠進入內地開拓市場。

吳宏斌又稱，在回歸初期，港人到內地多半是為了探親或是設廠，但近年交流趨向多元，對內地的投資不再僅限於單一的製造業。在兩地越來越廣泛的交流融合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通過學習香港經驗，逐漸變得專業化和國際化。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其在港交所上市的數量、規模及集資額，均已遠遠超過香港本地企業，助推了香港金融市場的多元、蓬勃發展。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認為，這都是具有十分鼓舞作用的，令香港金融業可發揮其既有優勢，兩地政府應加快推展有關工作，籌劃建設跨境金融平台，同時降低業界與大灣區企業合作和參與大灣區金融業務的門檻，配合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的需求，為香港經濟提供新的增長動力。張華峰建議，放寬香港券商在大灣區開業門檻，試點設立“香港券商內地分行”，容許為灣區企業來港上市、集資、收購合併、融資以至經營資產管理業務。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表示，中央一直支持香港的金融業發展，私募基金參與大灣區創新型科技企業融資，相信能吸引更多創投基金及天使投資者落戶本港。又指本港有成熟的軟件及硬件的融資基建，而創新型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極大，相信是雙羸局面。“目前就好似當年CEPA，將大門打開，首先打通兩地溝通，而小門(細節)可以慢慢再開。”她建議，設綠色通道方便企業“南下”或基金“北上”進行銀行融資、發債及上市等。

學者方面亦一致讚好。中大會計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指，香港的金融市場回歸後，其中一重要角色就是為國內企業“撲水”，“只是以前為大國企融資，現在連初創都要幫助。”他指，創新科技企業相對投資風險較大，認為政府及銀行都要做好風險管理。李兆波又建議，中央應放寬人民幣資金池額度。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萃才認為，創新科技企業多為民企，而民企在國內銀行取得融資相對國企較難，加上現時中央推動企業到“一帶一路”發展，香港作為離岸市場，能方便內地創新科技企業進行外幣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