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毛永波在2002年加入香港商務印書館，令他難以忘懷的是當年總經理陳萬雄先生把新亞書院校歌的兩句歌詞──「艱苦我奮鬥，困乏我多情」，作為出版社的年度口號，鼓勵大家在艱難的情況下奮發努力。

如今，毛永波身兼總編輯與副總經理職務，回首過去，談話中處處不忘初心，特別是提到他在出版社第一本跟進的書《虫畫虫話》。「商務印書館的書一向都是『高大尚』，我收到阿虫的書稿時，也有點猶豫，是漫畫呀，出版社不出漫畫，老師也反對學生看漫畫。」然而，他最後決定出版，契機在於書稿中一幅畫有一個櫻桃和一個苦瓜的圖。「當年香港受『沙士』的影響很深，整個社會正處於低潮，我覺得這個時候大家更需要鼓勵，那幅圖畫令我知道，可以從這個角度，讓這本書變成從順境轉入逆境時的一個溫暖的鼓勵。」

書出版後出乎意料的暢銷，不到一年重印五次，後來更出版套裝。對商務印書館來說，《虫畫虫話》是個意外，也是個另類。作者阿虫於去年作古，毛永波感觸良多：「當時很多人寫懷念文章，從眾多的文章中，我再次確認，當日出版阿虫的書是好的決定，因為這本書對於社會起到撫慰的作用。過去學校是拒絕漫畫的，現在是老師向學生推薦漫畫，這本書還被推選為中學生最喜歡的書之一。」

書被推出市場上能否受到關注，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成功的出版人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一雙善於觀察社會脈搏的眼睛，能夠「為讀者找書，為書找讀者」──這也是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經營理念。毛永波認為，出版對他來說是觀察社會的一種方式。「我們要時刻感受到社會的潮流，如果能夠和社會的脈動有同樣的波幅，大家會有互相振動的作用，效果會放大。」

談到「香港出品」，毛永波指跟整個社會發展相關，也和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密不可分。「比如香港商務印書館引以自豪的故宮出版、敦煌出版，其實契合到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後期，國家的影響力增強了，香港在其中起了『窗口』的作用，發揮了中西薈萃的優勢，各種思想、文化融在一起，特別是在香港受過嚴謹學術訓練的學者，他們對於我們的出版，在背後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最後，他寄語正在從事出版與打算投身出版行業的人：「我們跟一般生產行業不一樣，我們是做精神產品的生產，你覺得路途太漫長，其實看看腳下，你會很踏實，因為我們的書都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當有一本書出版之後對社會有作用，對個人甚至編輯存在的意義，會有重新的認識，你會發現自己做了一件事情，竟然可以變得美好。」

關於香港商務印書館

香港商務印書館服務香港跨越一百年，一直秉承「木鐸啟路，日新無己」的文化精神，以昌明教育的使命，出版知識性、學術性、實用性書籍為主，同時開拓實用社科書的出版及製作既具文化素質並具欣賞價值的大型畫冊，積極保存和弘揚中華文化精髓。附屬的教育圖書公司專事出版教科書、教材及教育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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