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 剪接：陳文樺

部分圖片由國泰航空提供

香港一直是華洋雜處的地方，為何土生土長的南亞人會往往處於社會邊緣的位置？印度裔社工Jeffrey歸咎教育問題及社會定型。由黑社會人物變成社工，今日的他站在協助難民的最前綫，給大家談談香港的難民情況。

香港華人覺得我們坐UFO來

印度裔社工Jeffrey Andrews皮膚黝黑，但操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你問他家鄉在哪，他會點頭說是香港。他的爺爺1963年由印度來港當廚師，是當時印度人到英國殖民地尋找更好生活的一條途徑。之後爸爸跟隨爺爺來港營商，打拼出中產人家的生活。然而九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吹散優渥的生活，在港出生的Jeffrey要像一般基層的少數族裔小朋友一樣，沿尋常的中小學升學。雖然他在學校和足球場都是聽和說廣東話，但沒有家人及補充老師的幫助，他至今始終未懂得看和書寫中文。曾經站在社會的邊緣位置他的說：「香港華人覺得我們無緣無故坐UFO來的。」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華洋雜處，不少歐洲人及印巴人比偷盜來港的華人，更早定居香港，為何好像不是黃皮膚的，就會被視為是香港的暫居者，甚至寄居者？「為何很多人覺得我們少數族裔破壞社會？老實說，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好，少數族裔只有很少向上流動的機會。」沒機會打份好工，心雄的年輕人或會行差踏錯，何況是當時處於香港社會邊緣的印度裔少Jeffrey？當年中五輟學的他與不少同鄉一樣加入黑社會來謀生，「少數族裔中三或中五輟學，不會有社工或勞工處的人給你工作機會，讀書不成你沒有plan b或plan c，只有等待黑社會大佬招攬失們。」坦言吹雞毆鬥、售賣毒品等「乜都做過晒」，人家可能覺得他們容易學壞，但Jeffrey卻認為是社會漠視他們而出現的結果，「少數族裔做甚麼好？我們南亞人健碩又打得，不想做地盤或看更的年輕人，只能加入黑社會糊口。悲慘的是，沒有甚麼人傷害我們，傷害我們的是整個制度。」他強調，近年香港愈來愈多華人接受少數族裔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年輕的少數族裔人士不再那麼容易誤入歧途。

盜竊被捕 無黑道兄弟幫他保釋

Jeffrey加入黑社會兩年後，有一晚在夜店和人發生爭執，打起上來，偷了人家的手提電話便逃走，登上一輛小巴，結果警察截停小巴，搜出Jeffrey藏有當事人的電話，被控盜竊。

來到警署，找誰給自己保釋好呢？家人不行，他加入黑社會已經令他們的親友蒙羞。那麼平時出入非常都很「疊馬」的Jeffrey找哪一位兄弟保釋好呢？他打給一眾兄弟，竟然沒有一個來保釋他，Jeffrey今日回想，說得很客氣，「我明白每個人都有他的壞處，而且關照我的大佬又正在坐監。」自稱當時是「low level」黑社會成員的他很害怕，他估不到會想起一個社工的電話，「她除了保釋我，還為我聘請律師，找很多人給我撰寫求請信。」最後法庭判他緩刑一年，「我記得那一年的自己最乖仔。」

之後在電視台工作過，接着就讀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社工課程，不久Jeffrey便成為一名第一名印裔社工，現在於基督教勵行會專責處理難民事宜。

見慣死屍

難民中心位於少數族裔混雜的重慶大廈，打開中心大門，裏頭不是新聞畫面上來自敘利亞、伊拉亞等神情落魄的難民，而是衣着整齊的非洲黑人、中東、南亞人等。其中一名和記者握手的難民來自非洲，本身是一名老師，但無奈受政治迫害而逃來港，「別要想難民學歷一定低，相反很多是律師、科學家、醫生等，他們都是因為不想違背良心，所以才逃離國家。」Jeffrey說。

Jeffrey打電話給一名牧師的時候，談到一名難民早前在海邊喝酒後墮海，現今屍體狀況很差。Jeffrey想給難民搞一場簡單的喪禮，把屍體火化，無奈政府不會給予難民殮葬費，這七千元要由勵行會及其他機構籌款解決，「然而政府說難民骨灰不得在海上撒灰。我做了社工十年，搞過五場難民喪禮，這令我很傷感，現在認屍已經成為我的工作之一。 」

寧在港苟且偷生 不回本國送死

香港不是普遍難民理想的落腳地，他們只是利用香港自由出入的國際城市地位為中轉站，渴望最終到達美加澳紐展開新生活，「他們在網上得悉香港是國際城市，有法治、有人權、講英文，聯合國和入境處會處理難民的個案。有些人在本身國家打算搭飛機到澳洲，在香港轉機時被發現使用假護照，於是索性申請做難民。」宗教迫害、種族衝突、國家內戰同政治迫害都是他們成為難民，逃來香港的原因，「他們國家的政府不僅沒有保護他們，反而會攻擊（attack）他們，所以我的服務使用者都說：在這裏苟且偷生，總比回去白白送死來得好。」

然而Jeffrey說，一百個申請難民資格的人，只有約四十個會獲聯合國或入境處批准，之後美加澳紐等國才有機會開始審批他們的難民申請，「其實就算外國批准了，都要等兩三年才可出發，所以一個難民來港後十幾二十年才正式離港是等閒事。」

有位來自非洲的難民，在本身國家本來是一名教師，身為知識分子，一是無奈跟隨政府的主旋律謹言慎行，相反提出任何異議都可以被指是非法的反抗。Jeff說：「他的個案有點複雜，入境處說他來港自今十五年，現在他的國家政局穩定下來，可以回去，但事實上他損失了十五年，你叫人家回去如何重新生活？」記者問，該名難民是否想在香港落地生根？「當然，這十五年他都是一名香港人。」他如何才能落地生根？「一定要和香港人結婚才可以，但我們不想這樣做，因為這是不對的。」但這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

香港衣食住行百物騰貴，一般打工仔都會說生活不容易，何況是不可工作的難民？「政府說只會給予難民基本生活開支：一千五百元的租金會直接存入業主銀行戶口，另外一千二百元食物券，二三百元車費給他們來往入境處、醫院、寺廟、各機構接受服務等，以及三百元水電費，僅此而已。」幸運的難民或會在重慶大廈找到住處，但為了「生存」，打黑工有時候變成「無可奈何」的事。據Jeffrey說，有難民到錦田一帶居住豬欄改建的建築物，「五年前我有個受助難民住在豬欄內，開冷氣的時候電死了，接着豬欄失火，他就這樣死了，我記得境況很悲慘，千辛萬苦從斯里蘭卡逃到香港，但就這樣去世。政府不會給難民殮葬費。」

讓難民貢獻社會

幫助難民，有人會覺得，香港都有窮人三餐不繼，生活環境比籠中鳥還要差，為何政府或社福機構還要花資源照顧難民這些外來者？Jeffrey說︰「我明白香港人很辛苦，但難民只會得到很基本的生活需要。他們需要人生保護，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的，這是人道社會的事實（This is the reality of humane society）。」他不鼓勵難民白白伸手拿取香港的資源，「現在只有幾個難民獲批准在香港受薪工作。屯門有資源回收場，其實有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在那裏工作，因為很多華人做不來，工作太辛苦了（It is so heavy job）！兩月後我再見這個難民，他全身都是肌肉，他說每天他都搬運及打散雪櫃。他說薪金太低，根本沒有華人會做。他說他想做，因為不想白白拿取政府的資助，現在他憑勞力賺取收入，他很開心。」「當然不是所有難民都可以工作，政府大可以批准一百幾十個難民的工作資格，讓他們給自己的強積金供款，賺取收入交稅給政府，這不是很好嗎？」

推動土生土長少數族裔就業

難民的處境當然比較差，然而出身基層的土生土長少數族裔就業前境也不見得好。或因家庭經濟原因不能升讀國際學校，他們往往與大部分華人同學仔一起學習中文。由於語境不足，他們不少像Jeffrey一樣只讀聽說廣東話，而無法讀書中文，繼而沒法在中文科考取好成績，升讀大學。然而就算千辛萬苦讀得成中文，親友都是少數族裔的環境下令他們某程度上與社會脫節。除了幫助難民，Jeffrey都會幫助少數族裔學生，協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

Jeffrey早前接受一家航空公司邀請，在一場分享活動中推廣少數族裔與華裔學生共融。活動中，少數族裔學生與華人學生一起在模擬機場及機艙內，分別扮演地勤人員和空中服務員，為客人提供服務。Jeffrey說：「這個『I Can Fly Programme』第一可以讓少數族裔同學仔建立個人自信，還可以和其他同學仔建立人際網絡。在我成長的2000年代根本沒有甚麼平台讓我們嘗試和發揮，基層的少數族裔學生可能從未想像過原來自己都可以擔任這個工種。」

Jeffrey說現今香港已有十五名少數族裔警員，他們人亦是香港第一名印度裔社工，「何時立法會會有一名少數族裔議員呢？」他認為，除了政府，大公司都應該踏出第一步，聘請出自基層、學歷和能力不錯的少數族裔人士；另外少數族裔都要學好中文，不要固步自封，要勇敢離開自己群體中的舒適圈，「當少數族裔真的進入香港主流，而社會接受他們都可以是社會主流的一分子，他們的身分就是正正式式的香港人，不會再在就業上處於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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