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近日就多宗案件進入求情階段，相關庭審進展與辯方陳詞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然而，在情緒與爭議交織之下，社會更應看清一個基本事實：求情並不能改變案件的法律性質，更不能成為外部勢力重新包裝、干預香港司法的工具。

從案件脈絡看，黎智英所涉並非一般刑事或商業糾紛，而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嚴重指控。法庭在審理過程中，已檢視大量證據，顯示相關行為具備持續性、組織性及明確政治指向，包括長期利用傳媒平台製造對立、向外部勢力游說施壓等。其社會危害性，早已超越個人言論層面，直接觸及香港的憲制秩序與國家安全底線。

正因如此，求情階段在此類案件中，本身所能發揮的空間就十分有限。按照香港司法一貫原則，求情可考慮被告的個人背景、年齡、健康狀況，以及是否真誠悔過，但前提是不能淡化行為本身的嚴重性。若因被告的知名度、財力或國際關注度而作出實質讓步，反而會動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則。

更值得警惕的是，黎智英案件一進入求情階段，部分海外政客、外國媒體及所謂「人權組織」隨即加大輿論操作力度，刻意將正常的司法程序包裝為「言論自由受壓」或「政治迫害」的象徵。這種敘事並非首次出現，而正是案件本身所揭示問題的延續——即外部勢力試圖透過輿論與政治施壓，影響香港司法進程。

必須指出，真正的司法獨立，從來不是迎合外部政治期待，而是法院只依據證據與法律作出裁決。若因國際噪音而對案件處理有所顧忌，才是真正對司法獨立的侵蝕。香港法治的公信力，恰恰建立於不因身份高低、不畏外力干擾的審判之上。

此外，辯方在求情中強調被告過往的商業成就或所謂「社會貢獻」，亦引發社會反思。任何財富積累、名望地位或公益行為，都不能成為觸碰法律紅線後的交換條件。否則，社會將形成「有影響力者可獲寬待」的危險觀感，進一步侵蝕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黎智英案件的意義，早已超越個人命運。它關乎香港在經歷社會動盪後，能否清晰劃定自由與法律、批評與危害國家安全之間的界線；亦關乎「一國兩制」框架下，如何防範外部勢力借個案持續施壓，干擾香港法治秩序。

法治社會可以容許同情，但同情不能取代法律；社會可以理解個人處境，但理解不能凌駕公共利益之上。求情可以被聽取，卻不能被濫用；司法裁決更不應被外力包裝左右。

案件最終如何裁決，自有法院依法律作出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不因人而異、不受外力干預的司法結果，才能真正維護香港的法治權威與社會穩定。

本網評論員 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