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發生懷疑欺淩事件後，德信中學又懷疑發生校園欺淩事件，短短兩個月已有兩宗事件發生，讓公眾為之震驚。再稍微查下資料，發現香港疑似校園欺淩事件近年時有發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調查顯示，香港學生認為自己受到不同形式欺淩的程度最高，與香港位居國際前列的教育水準形象實極不相襯。

面對香港校園欺淩數量上升的現實問題，很多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都給出過不同理論和解決方案。有專業人士認為，一些因有學習差異、無法跟上課業進度的學生，往往為了打發時間或爭攞師長注意，欺淩同學；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因不善社交，最易成為被欺淩物件，而部分曾被欺淩的學生，隨著年紀漸長，漸漸變成欺淩者。還有人指責學校管理和教育不到位，無采攞措施做到防患於未然云云。

筆者以為，香港校園欺淩上升原因除了以上學生自身因素、學校教育、管理因素，還與教育環境有關。近年香港教育環境越來越政治化，社會環境充斥著各種暴力、辱鬧等不文明行為，而這些行為只要被政治人物冠上自由、民主等帽子，社會就可以容忍。例如，不學無術發動暴亂、辱鬧師長及隨意侮辱同學等。古代教育培養君子，“德”系評價一個人最基本的質素，也是從古至今教育最基本要求。我們社會已經寬容到原始狀態，只要政治需要，放任扭曲人格的學生如挑梁小丑般的表演，組織暴動學生被稱為“香港英雄”。更糟糕的是，“師者，人之模範也。”有些老師向學生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鼓動學生反政府、反社會。

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認為，人多數行為是通過觀察別人的行為和行為結果而學得的，依靠觀察學習可以迅速掌握大量行為模式。試想一下，我們置身於如此政治化的教育環境中，學校不敢進行做人最基本的“德”教育，唯恐俾個別學生、家長、校友甚至一些社會人士聲討。學生向社會習得大量暴力行為模式，缺乏對他人最基本的尊重，完全失去敬畏之心。香港校園欺淩，其實是提醒我們反思，香港教育環境究竟在培養什麼樣的人？

本網評論員：阿拉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