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在文言主導的時代,廣東士子為表達自己國家精英的身份,從來不認為用粵方言寫作的文章和書籍是他們觀念中的「文化」範疇的一部分——木魚書、南音、鹹水歌、粵謳、粵劇等粵語文體雖種類繁多,但卻不出聲色娛樂之範疇。
這種情形一直到19世紀最後十年才稍有改變。在清末新政的帶動下,各地為普及國民教育,提倡以白話辦報和寫作教科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無錫開風氣之先,出版白話報,隨後,上海、長沙、安徽、江西、北京、杭州、蘇州、潮州甚至蒙古都相繼以白話辦報。
上海彪蒙書局自光緒二十九年(1903)出版的白話教科書,因用白話譯寫聖人之言,有褻瀆之嫌,遭清政府查禁。 不過,在清政府下級官僚尤其是軍人當中,也曾推廣使用北京白話撰寫政府文件。
清末廣東士子中,推動白話寫作最著名者莫過於黃遵憲與梁啟超。
黃遵憲是客家人,也是戊戌維新運動的主要成員。黃遵憲著名的詩句「我手寫我口」,在他以客語和文言寫作的詩歌和兒歌的實驗中得到落實,更成為入民國以後推動白話文運動者沿用的口號。
至於梁啟超,則特別推崇白話小說,認為是影響群眾的利器。梁別出心裁試驗着「新民體」──一種結合淺白的文言、日語及其他外來語的文體,以便向廣大讀者灌輸新思想新知識。不過,在光緒皇帝跟前道起官話來滿口廣東腔的梁啟超,並沒有在他的「新民體」裏注入任何粵語的元素,似乎也沒有嘗試用粵語從事文學創作。
如果說黃遵憲和梁啟超是白話運動的提倡者,影響只限閱讀能力和思想層次較高的讀書人,真正應用粵語撰寫教科書並影響及於婦孺的實踐家是康有為另一位學生陳子褒(1862-1922)。
生於新會縣的陳子褒雖曾就讀萬木草堂,但不能算是戊戌維新的中堅分子。政變之後,為免受牽連,陳子褒逃亡到日本,因而得以了解當地新式的啟蒙教育,向當時日本有名的新式蒙學教育家福澤諭吉討教。回國後,陳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澳門開辦私塾,後於1918年遷往香港。
陳子褒撰寫了一系列的教育論文,提倡新式蒙學和白話寫作。他認為:
講話無所謂雅俗也。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人得一二曉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後又謂之雅也。
用粵語編寫教科書,陳子褒可能並非第一人。在陳子褒之前,南海人麥士治用白話譯寫了《書經》和《詩經》,分別在光緒十九年(1893)和二十年(1894)出版。麥士治時任海關官員,着意用白話寫作,可能和他任職海關,思想較開放有關。
陳子褒創新之處,不但在於用白話寫作教科書,更在於他的教科書的內容完全擺脫了傳統啟蒙教育的框框。他的《婦孺三四五字書》,流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至1911年還在僑居不少粵人的上海出版。
至20世紀80年代有研究者在香港重訪當年唸過他的書的老人家,講及其中章句,仍琅琅上口。在全國千萬學童都唸着「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的時候,陳子褒的教科書特別為廣東婦孺而設,教他們唸「早起身,下床去。先灑水,後掃地」、「衫須勤洗,鞋莫撻踭」,怎能不叫人耳目一新!
透過這些教科書,陳子褒不但希望教授婦孺一些日常生活的知識,更希望向他們鼓吹愛國主義。因此,陳子褒雖以粵語撰寫婦孺教科書,但他認為,學生進入中學階段時,便應學習國語。
為了推動國語,陳子褒又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和三十三年(1907)出版《小學釋詞國語粵語解》。可見,陳子褒雖活用粵方言,推動啟蒙教育,但在清末愛國主義的前提下,陳子褒更長遠的理想是實現國語統一。
隨着民國時代的來臨,政客和知識分子都把建立新國家政體、新社會制度放在首位。白話文運動由原來各地有各地的白話,變成是只提倡一種白話,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白話,清末發自全國各地的白話文運動先鋒的那種百花齊放之風漸漸趨淡。
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各小學統一使用以標準白話編寫的教科書,陳子褒和其他各地自製的白話教科書自然不能和國家政策過不去,也和全國性的大書商諸如商務印書館的出品競爭不來。廣東的情況更彷彿恢復舊觀,一方面在教育和文學上遲遲沒有跟上白話的潮流,另一方面,粵語文學還是停留在聲色娛樂的層面,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方言寫作這個課題,一直到抗戰期間在左派文人提倡大眾語時,才一度再被認真討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喜歡這篇文章嗎?它來自程美寶教授所著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這本書文字淺白易懂,所引文獻豐富且生動有趣,有精英的也有民間的,有經典的也有俚俗的,如方志、族譜、小說、粵劇、鄉土教科書等等。讀者可以輕鬆地循着作者的論述,了解在「地域文化」敘述框架下,「廣東文化」觀於晚清至民國年間形成的歷史過程。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02/28/0101111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