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前幾天，我寫好一篇文章，因文中提到蕭滋先生熟悉的人和事，於是想寄請老人家指教。不料突然被告知，老人家剛剛走了。

我頓時怔住，難以接受這個意外的噩耗。幾個月參加香港書展，順路到蕭滋先生家裡拜訪。那天他精神矍鑠，侃侃而談。雖已是91歲高齡，且多年前曾患皮膚癌，但他告訴我「感覺和健康人沒什麼不同」。我從內心裡為他高興，為他祈福，可是誰能想到僅僅幾個月後他癌症惡化呀。

蕭滋先生是香港三聯書店前總經理，人稱蕭公。在老一代出版家裡，他是我特別敬重的前輩。

我生也晚，雖與他同為三聯人，卻不曾在他領導下工作。1996年我到香港三聯任職時，他早已退休。但因為他關心三聯，與我多有來往，我們成了忘年交。

一

在我心目中，蕭公不僅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也是一位純粹的文化人，一位品格高尚的君子。

在香港出版圈裡，蕭公的儒雅，是一向為眾人所稱道的，他身上有一種濃重的文人氣質，使他永遠風度翩翩。也許，他天生應該是一位藝術家，因為他自幼喜歡美術，在書法和繪畫兩方面都有扎實的基礎；晚年又投身於書畫創作，成為香港藝術界的知名人士。但是，他的人生事業定位在出版方面，這是他的一種主動選擇，而且無怨無悔。

蕭公是廣東人，在上海出生。新中國成立時，原本已經被杭州美專錄取的他放棄了從事藝術、成為畫家的夢想，應聘到北京的國際書店裡做歐美圖書進口工作。一年以後，憑藉懂得粵語和英語的條件，到香港工作。

50年代，蕭公是當時香港出版界難得的專業人士。因為他了解市場，懂書。他先在新民主出版社負責圖書進口和發行，1963年調入三聯，此後，直到1986年退休，23年中他始終是香港三聯的負責人之一，1979年起任總經理。

香港三聯作為中資機構，它的發展和大陸出版是彼此呼應的。「文革」前，它的功能側重在發行方面，主要是將大陸圖書介紹到香港及海外。蕭公利用自己長期從事圖書進出口的經驗，把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那一時期許多在中國大陸產生影響的圖書，包括人文社科著作，也包括文藝作品，從毛澤東著作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長篇小說，三聯都安排在香港翻印，並發行到海外地區。當時，蕭公和三聯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宣傳新中國。在「文革」時期，大陸的出版陷於停滯，香港三聯沒有多少進出口業務，蕭公他們就鉚足了力氣發行《人民畫報》。大家背著一捆捆畫報走街串巷，一家家地敲門推銷，竟然破紀錄地將畫報的訂數擴大到10萬冊。要知道，當時香港的總人口不超過500萬，平均50個人就訂有1份，這是個多麼驚人的數字！

二

作為出版家，蕭公一生事業的春天是在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之後。1979年他接任了三聯的總經理，此時他迫切地感到，「香港的書店要為香港人做事」，為港人服務，多出書，出好書。在這方面，蕭公的確是可以大顯身手的。

蕭公和當時編輯部負責人潘耀明等開始策劃原創選題，香港本地資源不夠，就找內地出版社合作出版。僅僅幾年中，就推出了《歷代詩人選集叢書》40種，《回憶與隨想文叢》20多種，《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50種。還有《沈從文文集》、《郁達夫文集》各12卷 ，等等。從此時開始，香港三聯在讀者中聲名鵲起。

也許有人說，這些事做起來不難，主要是靠內地人幫忙編輯，到香港出書而已。其實不然，這些圖書的策劃，都是兩地共同論證和部署的。香港三聯加入合作，給內地出版社帶來一些海外圖書市場訊息和出版理念，同時也在資源上給予支援，使內地同事們增強了合作出版的信心。所以這些合作專案，結果都是雙贏。

我記得80年代初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我周圍幾位老編輯都參與了《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編選工作，他們是很為自己能給香港三聯編書而感到自豪的，因為同樣一套書的香港版，設計印裝水準大大高於人民文學出版社自己的版本，很值得收藏。再如《回憶與隨想》文叢，雖然組稿主要依靠北京三聯的編輯，但是它的策劃分明受到蕭公等香港三聯編輯的影響，結果是內地編輯根據港台海外讀者的需求，邀約巴金、老舍、柯靈、徐鑄成、陳白塵、新鳳霞、黃裳、臧克家等文壇名家撰寫回憶錄和隨筆。這套書的選題，也是雙方互補的。

例如，大家可能聽說過北京三聯范用先生承諾「一字不改」出版巴金《隨想錄》的故事，文化界一直把這事傳為佳話。但其實范用先生出版的只是《隨想錄》的5卷合訂本，時間是在1987年。而在此之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已從1980年就開始陸續出版了《隨想錄》的單行本。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前，香港三聯還領先一步，於1979年就出版了《隨想錄》的第一集，並且就收錄在這套《回憶與隨想叢書》裡。大家同樣都是「一字不改」的。所以若是追根求源，《隨想錄》的第一個出版人，是蕭公。

因為從事原創出版，蕭公和香港三聯也聯繫了很多作者，其中大多是名家。北京三聯也從中受益。例如，人們知道，黃永玉先生和北京三聯關係緊密，90年代就在這裡出版過《永玉六記》，但是大家未必了解，80年代，蕭公率先在香港出版了黃永玉的《永玉三記》。再如，我在北京三聯工作時，曾經出版過楊振寧先生的幾部著作，我總對人說，楊先生是三聯的老作者了。其實楊先生的第一本回憶性散文《讀書教學四十年》，早在蕭公主持出版業務時，就在香港三聯出版了。

做出版最重要的是眼光和魄力，也就是所謂的膽識。這就是要看得准，敢拍板，對於有價值的選題，毫不猶豫地投資、支持。蕭公基於多年從事進出口和圖書發行工作的經驗，做了不少堪稱大專案的出版策劃。拿上面提到的一些叢書和文集來說，對於經濟並不寬裕的香港三聯來說，都是不小的風險投資，但蕭公敢作敢當，這樣才使香港三聯積累了一批作者和選題。他除了用中文出版中國傳統文化讀物以外，還把這些書翻譯成外文特別是英文出版。於是他利用香港三聯在圖書裝幀設計和印刷方面的優勢，組織出版了多本大型畫冊，如《敦煌的藝術寶藏》、《西藏的布達拉宮》、《藏傳佛教藝術》、《中國園林藝術》、《明式傢俱珍賞》和《明式傢俱研究》等。

每一本除了香港、台灣的中文繁體字版以外，還有英文版，有的甚至有德文、法文、日文等多種文字的版本。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香港三聯早在1981年就用《敦煌的藝術寶藏》（英文版）這樣精美的大型藝術畫冊向西方介紹敦煌，這在中國出版界肯定是個創舉。因此可以說，蕭公對於中國文化「走出去」是有篳路藍縷之功的。

話說回來，做畫冊對蕭公來說，不僅依賴他多年的市場經驗，而且也得益於他自幼形成的美術修養。他做的畫冊，水準極高，在設計印裝方面絕對可以和國際水準接軌。須知在80年代初期，不僅中國內地出版社還不具備製作這樣畫冊的技術條件，即使在香港，蕭公做書的品位、品質和品相也都是一流的、上乘的。作為讀者，如果你了解香港三聯的圖書幾十年來在裝幀設計上屢獲大獎，知道講求裝幀設計是它的一個傳統，那麼你可能也需要知道，這個傳統來自於80年代，始自蕭公。

三

提起蕭公做畫冊，不能不提到王世襄先生的名著《明式家具珍賞》。正是這本畫冊，奠定了王老作為「明式家具學」創始學者的尊崇地位，使其贏得了全球文博界的極高評價。同時，這本書還帶動了明式家具熱潮的興起，使香港成為中國古典傢俱的集散地。應該說，這一切都源自蕭公。事實上，如果沒有蕭公的眼光和魄力，根本不可能有這本書。1982年，蕭公在訪問文物出版社時，從王老的一本厚厚的以文字為主的書稿中發現了拆分一本畫冊的可能性，提出與文物出版社合作的計畫，即由文物出版社提供畫冊照片，香港三聯編輯、設計、印刷。

現在回顧此事，我們不難看出，作為一項出版投資，蕭公當時承擔了很高的風險（事實是在三聯內部，他曾被質疑是「大撒錢」）。因為此書不僅分色製片和紙張、印刷成本太高，而且香港三聯作為回報（版稅或稿酬）無償交付給文物出版社的1400冊畫冊內文頁，總價值達14萬元以上，這一支付標準明顯高於正常的版稅（或稿費）標準。但蕭公著眼於長遠，不計較一時得失，傾力打造出這本精品巨著。果然此書後來不僅在港台暢銷，還賣出了多種外文版權，這完全證明了蕭公的預見性。

由於本書的全部照片由文物出版社拍攝，而該出版社並未將編著者（和家具實物的提供者）王世襄當做主要作者，因此他們拿到香港三聯作為報酬的1400冊畫冊內文頁後，只給了王老100本樣書，未付其他稿費（或版稅）。於是王老感覺受騙上當了。由於不了解內情，他把一切責任歸結到蕭公名下。

其實，《明式家具珍賞》剛出版時，王老對蕭公是十分感激的。書做得漂亮，社會反響強烈，使他有「心懷一時舒」的感覺，立即向蕭公贈五言古詩一首，並親筆書寫成五尺條幅。詩中有「從此言明式，不數碧眼胡」之句，極顯王老因此書為國爭光而產生的民族自豪感。詩末跋語中有「戲做俚句書寄以博滋老一粲」等，「滋老」就是蕭滋先生。

王老態度的轉變發生在幾年之後。他了解到這本書在香港暢銷，意識到自己吃了大虧。但開始他只是和文物出版社打官司，要求收回版權，並沒有公開褒貶香港三聯。然而到了2002年，他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採訪，公佈了他寫給香港三聯新任總經理的一封信。信中他直接指責蕭公傷天害理，滿天過海，挖崛陷阱，坑害作者，所做所為極不光彩。口氣之嚴厲，措辭之強烈，字字句句都顯示他憤怒已極！

當時我正在香港三聯任職，以我對此事來龍去脈的了解，我知道蕭公被大大地冤枉。如前所述，蕭公在協議中給文物出版社和王老開出的報酬並不低，王老沒有得到，與蕭公無關。另一方面，蕭公在《明式家具珍賞》出版幾個月後就退休了，這本書盈利是後來的事。至於他曾想過，假如這本書有盈利，就用來補貼出版王老的其他一些可能虧損的書籍，這個計畫在他退休後無法實現，這當然也不能怪他。

我曾為此找過蕭公，希望他也寫篇文章，說明當時的情況，為自己辯白。但是他只是笑笑，說：「是非功過，由後人評說吧！」仿佛完全不介意王老在報刊上對他的指責。事後我知道，雖然蕭公明白王老在合作中吃虧，並不是他的過錯和責任，但他仍有歉疚之感，為自己沒能處理好此事感到遺憾。他的這種大度和雅量使我欽佩。

此後，蕭公多年未再提及他與王老之間的不愉快，直至2009年王老去世，他才表示要寫文章，而寫出的竟然是一篇感情深摯的悼文，題為《真正的大師—王世襄》，高度讚揚王老的學術貢獻。聯繫到此前的恩恩怨怨，蕭公的境界怎能不令我們肅然起敬？

四

蕭公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出版事業，直到70歲時，他才開始回歸自己青年時代的夢想，研習書畫技巧，從事藝術創作。為此，他甚至專門到大學裡參加美術專業培訓班。

從這時起，我們見到的蕭公，經常是頭戴太陽帽，腳蹬旅遊鞋，肩背畫夾畫板外出寫生的形象。

他的天分極高，加之有自幼打下的基礎，很快就成了香港知名畫家和書法家。

他加入香港美術會和畫家聯會以後，作品幾次獲獎，畫冊得以出版，還有作品參加了全國美展，儼然實現了一次人生的華麗轉身。

他晚年在香港，作為藝術家甚至比作為出版家更有名。

然而，他對名利看得很淡。他說，在自己的創作上，他不期望有什麼成就，不過是為了使晚年生活豐富一些，能夠活得更健康，更長壽。所以他辦畫展，有人看中他的作品，要高價購買，他也不賣，相反若是有朋友向他求字求畫求墨寶，他總是把自己創作的珍品慷慨以贈。我手裡，至少有他不同時期贈送的4幅作品，其中他的水彩寫生畫《英國海軍部》曾經在香港大會堂展出，並且獲獎。

去年7月我最後一次去拜訪他時，他對我概歎，現在自己年歲大了，工整的楷書已經寫不好了，然後便進入內室翻箱倒櫃。起初我不知他要找什麼，等他拿出一隻卷軸，才明白他又要贈我墨寶。那是一幅以一絲不苟的工整的小楷臨寫王獻之的長卷作品《洛神賦》，他展示後很鄭重地贈我，囑我收藏，說是留個紀念。他強調這是他多年前的作品，是自己比較滿意的一幅，同樣的水準，現在已寫不出。我被此情此景深深感動，受寵若驚，簡直不知說什麼好。當天我在微信朋友圈裡，將這幅書法作品的照片貼出，附言說：

今訪92歲高齡的香港三聯元老蕭滋先生，獲贈長卷墨寶，不勝感慨。蕭公書畫皆精，而此作乃心血之作也。我問蕭公完成此作費時幾多，答曰需兩三日。文末跋曰：「晉王獻之小楷洛神賦傳至唐代只存十三行，余已臨習多遍，茲試以大令筆意書寫全文，如能得其十一於願足矣。」落款為「戊子初春蕭滋書于香江」。如此算來應是自藏十年之精品。受之有愧，感念於心。

這組照片引起朋友圈一片驚呼，點讚者達百人之多。留言皆稱賞，諸如：「太精彩了！」「不得了，和碑文一樣！」「美極！」「堪稱精品，功力極深，好自寶之！」「當以拱璧視之！」「這小楷功夫令吾輩汗顏啊！」

我想，如果蕭公在遠行之時，能夠聽到這樣的讚譽，應該可以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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