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抗戰初期，上海淪陷後，大批文人、商人和學者紛紛湧入香港。 1941年，茅盾也和大批進步文化人士來到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12月25日，日軍攻占香港。香港淪陷後，日本人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及文化精英，茅盾、夏衍、鄒韜奮等人處境危急。

1942年初，中共中央緊急及周密部署，由抗日游擊和部分地區隊伍進入香港拯救800多名被日軍搜捕的進步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從日軍的封鎖下，繞到抗日後方和根據地。

在茅盾先生著的《脫險雜記》手稿中生動翔實地記述了此次撤離經過。

日本侵占香港後，香港秩序混亂，日軍為了解決戰後缺糧問題，準備疏散大批難民到內地去。共產黨營救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時機來了。

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婦與葉以群、戈寶權、高汾等人準備動身離開香港。當天，他們先被帶到了皇后大道東的臨時集中點，裝扮成疏散的難民模樣，通過了日軍的檢查站。

黃昏時，拐到銅鑼灣糖街。在夜幕的掩護下，他們上了避風塘中一條大船，這就是早已租用的“海上交通站”。船上已有另外的交通員送來的鄒韜奮、胡繩夫婦、廖沫沙等人。茅盾在《脫險雜記》中寫到了當時的情景：

現在已經暮色蒼茫，再過一會就是戒嚴的時間到了，路上要禁止通行，我們不能不趕緊走。可是我們走不快。肩頭的小包袱漸見沉重，而路又不好走。大概為了安全起見，我們的“嚮導”自過關後便不走大路而在一些小巷子裡穿進穿出；其實這些還不能說是小巷子，這只是兩座大房子中間留出的夾縫，又仄又黑又佈滿了各種各樣垃圾。在這些垃圾中間，我兩次看見了嬰兒的屍體，其中一個大約不滿半歲，仰天躺著，上身赤裸，五官端正，膚色未變，想來死了不久。我忍不住回頭再看一眼，就在這當兒，險些一腳踹在另一個嬰兒屍體的腿上，這一個，上身好像已經被野狗咬過。一整天來，我第一次心跳起來。

終於我們走下崎嶇不平的埠頭。船就在前面。這裡，大小船隻極多，密密層層，擠得緊緊的。現在天色當真黑了，丈外不辨皂白。一條大船上有人出來接應了，代我們拿著小包袱。走上一條跳板的時候，聽得那邊又一條大船上有人連聲喚著“電筒，電筒；小心呀，扶一把。”這聲音很熟。這是R君（連貫，香港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編者註）。

通過一條大船，到了又一條大船上，我突然怔住了。這哪裡像逃難，這簡直像開會；許多熟面孔全在這裡了，鬧烘烘地交換談著十八天香港戰爭中各人的經歷。

翌日凌晨3時，海面上大霧籠罩，伸手不見五指。趁日軍巡邏快艇停止活動的時機，這批人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悄悄爬進了3隻小艇。待銅鑼灣出口處的日軍換崗的機會，3隻小艇飛快地沖向海峽，劃向九龍。天剛拂曉，小艇到了九龍的紅磡。他們迅速上岸，穿過九龍市區，到達旺角通萊街的聯絡地點。在這裡，早在等待的李健行接待了他們，將茅盾、鄒韜奮等人安排在油麻地佐敦，在他家裡暫憩。

11日清晨，鄒韜奮、茅盾等10餘人，在交通員的帶領下，通過了日軍制定的難民向內地疏散的路線青山道。上午10點，到達了荃灣山腳下的臨時接待站。吃過午飯，他們脫離了向西疏散的難民群，向北走小路進入山區。第二天，他們繼續上路，到達元朗。接著便是渡過深圳河。茅盾在《脫險雜記》中有這樣的描述：

三十多分鐘以後，三條木船都靠了岸；這是寶安縣屬，是淪陷區。

此地一望平坦，全是稻田，遠處青山，像一座屏風；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

岸上有三個日本兵，他們是來檢查我們的護照（元朗偽組織所發的），並點驗人數。大家以為不免要把行李打開讓他們看一看，哪裡知道竟也不必。日本兵一面唱數，一面揮手，似乎不很耐煩。

過了這“鬼門關”的人們都跑得很快。現在當然不是整齊的隊形了，三三兩兩，頗為凌亂。

13日，鄒韜奮、茅盾等一行終於踏上了進入游擊區的最後數里路程。他們迅速通過一條日軍封鎖線——寶（安）深（圳）公路，爬上了梅林坳。梅林坳是寶安游擊區南部的屏障，北面山下就是游擊隊臨時指揮所駐地白石龍。在這裡，他們見了東江游擊隊的領導人曾生、尹林平、王作堯等。

最早離開寶安游擊區的是茅盾夫婦、胡仲持、葉以群和廖沫沙，他們在游擊隊武裝護送下向惠州轉移。 2月3日、6日，日軍再次佔領傳羅、惠州，茅盾等人只好留在這裡隱蔽起來。這時，由陸路東線轉移的張友漁、沈志遠、戈寶權、韓幽桐、胡風等也到達這裡。他們在這裡滯留了約一個星期。日軍在傳羅、惠州搶掠後退走了，這批人士才在惠陽大隊短槍隊的護送下，到達惠陽縣淡水附近的茶園。

2月13日，茅盾等20餘人在中共惠州區委書記藍造的帶領下起程。夜裡，在經過一座小石橋時，茅盾夫人不慎掉到了河裡，幸好橋不高，河裡只有水草和爛泥，沒有跌傷，只滾了一身泥巴。一場虛驚之後，繼續趕路，至下半夜1點多到達惠陽。

這樣摸黑走著走著，忽然聽得腦後撲通一聲，我出驚地立刻站住，叫道：“誰跌一跤了！”但同時意識到，這一定是沚（茅盾妻子孔德沚。— —編者註），而且我正走在橋上，於是又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掉下河裡去了！”

因為聽說是河罷，走在後面的C他們也吃驚了，亮了電筒。我看見我果然站在幾條石板搭成的橋上，而從橋上向下看，深深地竟不見底，這可把我駭呆了。這時，C他們趕上來了。兩個兵也來了。用電筒再照，橋下深有二丈。大家都覺得事情糟了。可是，橋下卻傳來了沚的聲音：還沒有死呢！可是怎樣上來呀？

這真是奇蹟。亮起電筒再照，看見了，沚站在橋下靠近那兩丈許陡峭的河岸。我又喜又驚，著急問：

“受傷沒有？”

“沒有，沒有。趕快設法拉我上來呀！”

兩個“保鏢”的官兵都沿著一個斜坡下去，終於把沚接上來了。她全身的衣服都已濕透，可又沒有替換；她脫下了外面的大衣，將內部的衣服擰幾把，聽那潑拉拉的水聲，宛如倒了一臉盆。我怕她受寒，脫下我的棉襖給她，可是她不要，反倒催我們快走。

“快走罷！”她勇敢地說，“走走就不冷了！”

2月17日，這批文化人士在地下黨的護送下，乘船從惠陽到了老隆，由連貫負責將他們轉送韶關。然後，轉移到桂林和重慶。

從香港淪陷後展開的大規模秘密營救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活動至9月下旬，經歷了9個月後圓滿結束。被營救者和家屬回到大後方的共計800餘人。在此過程中，無一人受傷，無一人被捕。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這場聞名中外的秘密大營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