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歌詞，形象地描繪了深圳經濟特區的由來。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40年後，回溯過往的這段歷史，人們首先要問——

當初為什麽會選擇在深圳建設特區，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時代的必然？

厚重的深圳近現代史

談到深圳奇迹，有句耳熟能詳的話——“從小漁村到國際大都市”。其實，改革開放前的深圳並不是小漁村，從近代開始，這塊土地就不再寧靜，一幕又一幕讓人熱血沸騰的歷史活劇輪番上演。

深圳市的前身是寶安（明萬曆至清末一度改稱“新安”），東晉咸和元年（公元331年）設縣，轄區最大時包括今天的香港、深圳、東莞和珠江口西岸的中山。自明代南中國海有外患開始，寶安地區的戰略地位日顯重要。這裏是中華民族最早的抗英中心，鴉片戰爭從此地拉開序幕；1900年10月，在如今深圳東部的三洲田，孫中山先生發動武裝起義，打響了推翻滿清王朝專制統治的第一槍。

圳，意為田邊水溝，在廣東地區，“圳”多用於地名。深圳，原意就是一條深的河溝。“深圳”地名始見於明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最初是今羅湖區東門步行街附近的幾個小村落。清朝初年，深圳建墟（“墟”又稱“圩”，意為集市），屬於縣治位於南頭的新安縣管轄。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深圳墟逐漸成為香港新界和寶（安）惠（陽）東（莞）地區的洋貨與土産交易集散地。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相繼割讓香港島、九龍和新界給英國，深圳墟成為中國與英租地港九相毗鄰的邊境。京九鐵路開通後，深圳墟的位置更顯重要——它是內地連接香港、國內通往境外的最後一站。

1931年，深圳墟設鎮；1953年，寶安縣城由南頭遷至深圳鎮，深圳成為縣城所在地。

1980年7月17日，距深圳經濟特區成立還有40天，27歲的美國小學教師Leroy W.Demery Jr.隨旅行團從香港來到深圳。他呆了一整天，記錄了這個小鎮最早的一批彩色歷史影像：簡陋的火車站，狹窄的老街，破舊的廣式騎樓，戴草帽騎着自行車的村民……
改革開放前，深圳鎮的城區面積約4平方公里，3萬人口。鎮內只有20多家作坊式的小工廠。每逢的三、五、七，十里八鄉的農民、漁民挑着蔬菜、魚蝦到鎮上趕集。

直到此時，寶安縣也還是一個農業縣：1979年，寶安縣總人口31.2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5.73萬人，農業産值佔工農業總産值的65.44%。

而在深圳河的對岸，20世紀80年代，香港已經成長為國際化大都市，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亞洲四小龍之首。1978年，寶安縣農民人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幣，河對岸的香港新界農民同期收入為1.3萬元港幣，兩地差距接近一百倍。[1]

“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鄧小平，突然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閉幕式的主席台上。

新華社當天發布這一消息時說，“當鄧小平副主席等領導人走上主席台時，全場8萬觀眾長時間地熱烈鼓掌”。法新社寫道，“鄧先生似乎並沒有由於他去年受到貶損而有什麽改變，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10歲。”[2]

這是鄧小平政治生涯第三次“復出”後首次露面。

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就來到了廣州。廣東省的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說，當前廣東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靠近港澳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當即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3]

這兩句話很快傳到了寶安。縣委一班人開始琢磨：政策有什麽問題？為什麽偷渡的事部隊管不了？邊防會交給誰來管呢？新的政策會是什麽？

10天後鄧小平離穗回京，這兩句話仍然沒有謎底。

然而，在北京，中國向世界關閉多年的大門被徐徐推開了：

在鄧小平的力促下，197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派出多個經濟代表團出訪。據統計，這一年裏，一共有13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個國家。

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考察訪問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等西歐五國。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臨行前，鄧小平專門在北京飯店聽取匯報，指示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些問題”，什麽都看，他們成功的要看，他們失敗的也看，看現在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世界。[4]

代表團歸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中央高層領導人匯報。從下午3點30分，一直到晚上11點15分，聽者無不動容。[5]

同年11月13日，鄧小平來到新加坡的裕廊鎮工業區，這也是他唯一一次參觀國外的經濟特區。他後來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是外國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都是收入。我們要下這麽個決心，權衡利弊，算清賬，略微吃點虧也幹，總歸是在中國形成生産能力，還會帶動我們一些企業。”[6]

新加坡之行只有短短的兩天，但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月後，中共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解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理論問題，“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奉行多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線被徹底叫停，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上。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北京召開了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已故知名學者于光遠當時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他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並列席了十一屆三中全會。26 年後，他接受記者採訪時復原了中央工作會議的重要歷史片斷：

這個會議實行黨中央五個常委集體領導的辦法。他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聽一次華東、中南、西南、西北、華北、東北六個代表團的匯報，匯報時各常委的發言和插話，各代表團去匯報的人回去就傳達。其中有一次鄧小平講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來”的主張，舉了十來個這樣的城市為例，第一個就是深圳，而且說的就是深圳這個地名，而不是寶安。[7]

深圳，就這樣出現在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圈定的“先富城市”榜單首位。

“他和我們很交心”

鄧小平廣州之行，留下了“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句話。1978年4月5日，中央新的政策尚未到來，卻向廣東派來了一位新的省委書記。

他就是被康生誣告“利用小說反黨”而遭停職審查，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的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8]

《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生動地記載着這樣一幅場景：4月6日，習仲勛到達廣東第二天，在省第四次黨代會上，他真摯地說，自己由北方水土養育了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9]

時任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第一次見到習仲勛。他說，習仲勛第一次來廣東，第一次跟全體委員見面，竟然不用稿，而且說的都是大白話，很樸實，“這讓我們覺得他和我們很交心”。[10]

甫一到任，習仲勛就趕上了席捲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北京的政治局勢“並不明朗”。習仲勛認識到這場討論的重要性，旗幟鮮明地予以響應。《廣州日報》和《南方日報》分別於12日和13日全文轉載，並在全省開始大討論。[11]

對於“看守南大門”，中央交代了兩個首要任務，一是刹住偷渡風，二是解決糧食問題。習仲勛輕車簡從，來到寶安縣實地考察。
7月上旬，習仲勛第一次到寶安縣調研，輕車簡從，乘坐一個七座的小面包車，隨行的有省委分管經濟工作的王全國、南方日報社副總編輯張漢青等。

對於這次調研，《深圳特區報》在2013年10月13日和15日分別刊登了時任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的回憶和記者對事件的回訪：[12]

習仲勛一行先後深入沙頭角、羅芳、蓮塘、皇崗、水圍、漁農村、蛇口和漁一大隊等處調研，足迹幾乎遍及如今的市區範圍。

調研第一天，習仲勛來到沙頭角。在中英街盡頭，是一個來料加工廠，聽了鎮委書記張潤添的匯報後，習仲勛高興地說：“你們可發展來料加工，把外貿基地搞上去。不僅可以搞農業，還可以搞工業。什麽能掙外匯就搞什麽，廠外加工也可以搞嘛。”

第二天，一行人去了皇崗、水圍和漁農村，習仲勛和基層幹部、群眾交談，噓寒問暖，詢問老百姓的收入情況。當天，他們還參觀了“三來一補”假髮廠。

方苞回憶道，習仲勛三天調研，邊看、邊聽、邊問、邊思考、邊回答，主要內容是解放30年了，香港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有些地方、破破爛爛，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現狀，要努力盡快縮小兩地差距。群眾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出了問題，農民負擔很重，只要政策對頭，經濟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外貿基地規劃好了就要幹，說幹就幹，要講求實效。外貿基地建設主要看香港市場需要什麽，什麽價高、賺錢多，你們就種什麽、養什麽。只要能夠把生産搞上去，農民能夠增加收入，國家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搞的，就大膽幹。

曾長期在習仲勛身邊服務的深圳市接待辦原副主任張國英，在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憶起習老晚年曾這樣對他提起那段令人沉重的歷史：“那一年到寶安縣時，在今天的大劇院一帶，看到一車一車的人被抓起來，我心裏痛啊！我們要做的是搞好建設，讓河對岸的人來我們這邊才好！”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巡視員陳弘君主持過多個習仲勛研究項目，他在評價習仲勛這次寶安之行時說：“習仲勛敏銳地感到，必須進行體制和政策方面的改革。他是最早察覺到改革勢在必行的領導人之一。”

中國發展的關鍵一招——“開放”，就這樣從寶安拉開了帷幕。習仲勛的這個“可以”，那個“大膽幹”，激勵人們突破過去的條條框框，放開手腳嘗試致富之道：

1978年7月，寶安縣蓮塘大隊派20名青年農民日夜駐守新界與寶安的插花地上，與香港五豐行合辦年出欄10萬隻雞的現代化養雞場，這是寶安農民數十年來第一次合法跨境從事生産活動。

同年12月18日，寶安縣石岩公社上屋大隊與香港怡高實業公司簽署來料加工協議書，廠房就在上屋大隊部樓上的200平方米空間裏。這被認定為首批引進的“三來一補”工業企業之一，協議書編號“001”。

1979年1月，根據習仲勛在寶安縣視察所表明的態度，寶安縣委向廣東省委呈遞了一份報告，要求省委在經濟開放上給更多的“權”，恢復和擴大“三個五”政策，以治理群眾外逃問題。同年3月，廣東省委批准了寶安縣委的這份報告，史稱“13條”。

“13條”比1961年的“三個五”政策更寬了。如果說“三個五”還只允許農民經營小河鮮、草皮、稻草、吊鐘花等外貿部門不經營的小項目，這一次的“對外開放”，擴大到只要是農民完成了上交國家的任務物資，包括豬、禽、魚、鮮果、蔬菜……都可以拿過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而且，實行這項“優惠政策”的從過去的邊境生産隊擴大到十四個公社。

也就是說，在中央開辦特區之前，寶安已經有了一個實行特殊對外政策的地區。其範圍，基本上就是後來辦“特區”的區域。
深圳，一步步向“特區”靠近了。

“經濟特區”橫空出世

那是一個風雲激蕩的年代，也是特區最關鍵的孕育期。在中央和廣東省的密切互動下，前後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促成了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

1978年4月，中央派出經濟貿易考察組去香港和澳門考察。考察組回到廣州後，向習仲勛等廣東黨政領導人介紹考察情況。習仲勛等人向考察組提出了在毗鄰港澳的地方建立試驗區的大膽建議。

1978年10月，習仲勛主持廣東省委常委會議，討論決定把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報請國務院批准，並要求在三至五年內，把新成立的深圳市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出口商品生産基地、吸引港澳旅客的旅遊區、新興的邊防城市。

1979年3月5日，寶安縣正式改為深圳市，下轄羅湖、南頭、松崗、龍華、龍崗、葵涌六個區。

1979年4月，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在發言中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會議期間，習仲勛在懷仁堂向鄧小平作了一次專題匯報，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餘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港澳同胞、華僑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産，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鄧小平非常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他敏銳地感到這是一種新思路，是中國實施開放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當聽說大家意見不一致，“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定不下來時，鄧小平不假思索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根據鄧小平建議，中央工作會議正式討論了廣東和福建的提議，並作出關於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有利條件和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試辦出口特區的決定。[13]

1979年5月5日，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這不僅是第一份關於興辦特區的方案，也是“特區”一詞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出現。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50號文件，同意先在深圳、珠海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和廈門試辦出口特區。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將“出口特區”更名為“經濟特區”。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國務院提請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告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歷史選中了深圳

張漢青，原南方日報社副總編輯，後又以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身份，隨習仲勛赴京參加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2015年10月，他在《南方日報》撰文回憶道：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習仲勛很快趕回廣東，立即向廣東省委常委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向中央“要權”的經過。在傳達中，他特別強調廣東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廣東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從全局出發的。習仲勛又說，廣東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後天要提。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總得變，你不提，中央也會提。拼老命，我們也要幹。[14]

誠哉斯言！

經歷了慘痛的文革十年浩劫，經過了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的中央和廣東省主要領導人清楚地看到了舊體制下的貧窮落後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發達興盛，二者的反差促使他們最先脫離舊的思維，在實踐的引導下，做出了進行體制改革的決定。他們是中國最早的也是最堅定的一批改革者，是他們，引導了中國的未來。

在決策之初，改革者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哪裏改革的阻力小一點？哪裏付出的代價是局部的和可控的？哪裏更容易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吸引全球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哪裏的改革又更易於成功，更易於複製？

深圳偏居廣東一隅，一方面遠離北方政治中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薄弱，貧窮落後，人口稀少，改革更易於突破；另一方面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山水相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一直是連接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的紐帶，這使得深圳更易於接受世界發達經濟體的輻射，更容易學習和借鑒市場經濟的法則，因而發展動力最足、空間最大。

從這個角度看，成立深圳經濟特區決不是解決本地偷渡外逃和貧困問題的權宜之計，而是以深圳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和試驗田，以一點打開僵局，以一地帶動全域。

歷史走到1979年，最後挑選了深圳，有偶然，更多的是必然。

參考文獻：
[1] .《粵港邊界30年》，2008年12月9日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
[2].《1977年政治漩渦中鄧小平第三次艱難復出》，2014年8月5日，人民網。
[3].[8].[11].[13].《鄧小平和習仲勛在廣東改革開放前後》，2014年9月30日人民網-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作者宋毅軍，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副巡視員。
[4].《谷牧：開放前夕率團赴歐“偵察”》，2010年8月24日《南方日報》，作者陳楓、段功偉。
[5].《梁衡：40年前國門開啟的那一刻》，2018年10月8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梁衡，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
[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99頁。
[7].轉引自《深圳奇迹》，東方出版社，張軍主編，原作者歐陽薇蓀。
[9].《堅毅的開創 深情的守望——習仲勛與深圳經濟特區紀事》，2013年10月15日《深圳特區報》，記者葉曉濱、任琦。
[10].《習仲勛在1978》，《中國新聞周刊》總第881期，作者宋春丹。
[12].《一個敢說、敢幹、敢於擔當的人》》，2013年10月13日《深圳特區報》，方苞口述；《堅毅的開創 深情的守望——習仲勛與深圳經濟特區紀事》，2013年10月15日《深圳特區報》，記者葉曉濱、任琦。
[14].《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2015年10月12日《南方日報》，作者張
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