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長安曾被形容為「皇帝車輦的輪軸」、「帝國之根」或「心臟與胃」。這座都城住著皇帝和他的家人以及宮廷的僕役。如果我們想一想唐朝開國君主唐高祖有二十二個兒子和十九個女兒，那麼也就可以想像，唐朝宮廷及其朝臣、侍從所形成的陣容規模。此外，長安城還住著高階官員和他們的家人及僕役，而且他們都樂於住在這座大城裡，畢竟在唐代前三分之二的時期，當時政治比較清明而穩定，官員們普遍都認為，在首都謀得職位相當於登上職業生涯的巔峰，因為所謂京官的責任，以及所獲得的實質利益，這些都是地方官無法企及的。

長安的第三種居民群則是由各種級別的軍方將士及其家人、僕役所組成，而許多必須到長安辦事的人則屬於第四種居民群，也就是外國公使、準備參加更高階國家考試的本國與外國年輕考生，以及中國各地的地方官員。這些地方官若不是為了通過更高階的科舉考試、謀求職業生涯的進一步發展，就是為了疏通他們在地方上碰到的行政難題，而前來京城―甚或是要同時應付這三類事情。

至於長安的第五種居民群，則是為這座城市的居住者提供一切日常需求的人：生意人、小販、工匠和妓女等。除此之外，還有乞丐、騙子、臨時工以及遊手好閒的懶漢，他們的生活只能勉強餬口，都在社會底層掙扎求生，而且都以負面形象出現在中國文獻裡。

長安是一座經過規畫的城市。十九世紀之前中國所有真正的大型城市都是統治和行政中心，也就是國家的首都。首都的焦點並不是市中心的廣場和教堂，而是皇帝辦公和起居生活的宮殿群。

來到長安的旅人一踏進這座城市，原則上會穿過城南的主城門，即明德門。大唐國門明德門寬度將近六十公尺，一共有五條五公尺寬、不到二十公尺長的通道。這位旅人穿越明德門後，就會站長安城的主要街道上，即一百五十公尺寬―足足一個半足球場的長度―的朱雀大街（亦稱為「天街」）上。他在樹蔭下沿著朱雀大街旁的溝渠一路往北走五公里，便會來到國家行政中心的皇城，若再繼續前進，便可抵達北邊的宮城，只是不太可能獲准進入就是了。

朱雀大街是長安城十一條南北縱向的街道之一，與十四條東西橫向的街道垂直交叉。所有街道的寬度雖都不及朱雀大街，然而即使在五公尺高的城牆附近的小路，也還有二十五公尺的寬度。如棋盤般縱橫交錯的街道網將這座城市劃分成一○八個里坊，這些里坊全冠上了諸如「永和」、「進昌」或「延福」這類吉祥又安康的名字。每個里坊再由一條東西向和一條南北向街道切分成四區，並有巷弄貫穿其中，這就是當時長安的都市計畫。但由於房屋及土地的所有人會變動，而且住戶還會改造自己的居住環境，因此里坊裡很快就出現了一些彎曲短小的巷弄，與方方正正的都市格局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實際上，長安當時的都市計畫並未徹底落實。比方說，在這座市容相當宏偉的首都南區，直到大唐開國許久之後，才依照先前的計畫設置了幾個里坊，至於從未設里坊的空地，則長期當作耕種和畜牧用地。另一方面，尤其到了九世紀，一些勢力強大的官員和軍事將領為了興建足以展現本身權力和地位的豪華府邸，會去城南尋找土地，並自行開闢寬闊氣派的街道。

唐代的首都與鄉間的差別不在於首都有更多的自由，而在於更高規格的安全性、秩序性和掌控性。長安的居民並非可以參與城市自治的市民，而是被掌控的、必須服從命令的臣民。每個里坊都是受到嚴格管理的獨立單位，四周都被圍牆環繞，圍牆四面各開有一坊門。一條縱向與一條橫向的街道，將里坊分隔成四個部分，而圍牆中段的四個坊門正是這兩條呈十字交叉的道路的終點。每天傍晚都以擊鼓告知城門與坊門即將關閉，每天早晨也以鼓聲做為開啟的訊號。人們如果擅自攀爬三公尺高的城牆，就必須接受被一根粗荊條鞭打九十下的刑罰。在城門和坊門關閉後，如果誰還在街道上閒晃、被逮到，那他就會被杖打二十大板。

關於這方面，我們往往不清楚，這些刑罰的判處和執行實際發生的頻率。很有可能在一世紀的長安，一些主要街道在夜裡全都空無一人，然而在九世紀初卻有捕役抱怨，長安城的門禁規定已無人遵守。雖然朝廷對首都施行全面監控，但每個里坊的裡裡外外似乎還存在著一種活潑的生命力。出身或財力相近的人會聚集在一起。有些城區盡是富豪與顯貴之家，特別是靠近皇城的東北城區；至於城西與城南的一些城區則住著市井小民。此外，長安還有貧民區和紅燈區。

長安所有的里坊幾乎都有宗教性建築物，其中絕大多數是佛教寺廟。佛教雖是印度的宗教，但卻於長安再度興起前充斥暴力和經濟困頓的幾百年期間，在中國開花結果，中國信仰佛教的人數也因而大幅增加。當時前往印度的商人紛紛帶回佛教的教義，其中禁欲苦修或火葬等理念雖與中國人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馳，然而另一方面，佛教中那些無涉宗教組織的信仰世界和神祇世界卻能與中國文化契合，更何況許多中國人已歷經政治動亂和日常的種種殘酷，因此願意試著尋找新的出路，好讓自己可以掌握日常生活，並讓靈魂得以安頓。到了唐代，佛教的信仰依然興盛、普及且多樣化。雖然朝廷有時會頒布佛教禁令，其中不乏強制解散寺廟這類粗暴的措施，但卻幾乎無法遏制人民信仰佛教。

除了佛寺以外，長安還有許多道教廟宇。道教是依據中國富涵智慧的道家學說，並吸取民間信仰的元素以及神祕的仙術所發展出的宗教。區辨道教和佛教在樣貌和形式上的差異，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也許這也不是特別重要。實際上中國家庭的男主人都可以在自家的廳堂，親自舉行與儒家的慎終追遠思想有關的祭祖儀式，而毋須透過神職人員。

至於皇帝本人以及一些經過挑選、代表皇帝的朝廷官員，則透過宗教儀式與獻祭，把世俗秩序和宇宙秩序連結起來，因此神祇秩序和世俗秩序便匯集於皇帝本人及其職位上。這一方面可以凸顯皇帝與眾多百姓的不同：皇宮位於長安朱雀大街的盡頭正象徵著皇帝位於幾乎不可及的遠方；但另一方面，當皇帝執政失敗時，人民就會提出致命的問題：是否這位皇帝是真正的天子？接下來他就有可能被推翻而快速墜入深淵。

國家的宗教慶典是一種既徹底流於形式，且相當儀式化，更不可侵犯的儀典，但卻也帶有包容性。比方說，為了慶祝皇帝誕辰，儒學、道教及佛教的代表在皇帝生日當天會受邀到皇宮進行一場辯論，並在辯論結束後，由皇帝決定哪一派人士獲勝。除了這些重要的宗教或思想派別之外，還有一些信眾較少，實際上是「外國人的宗教」也在長安城裡建立他們的聖所：特別是景教（即基督教的聶斯脫里派）以及起源於波斯的祆教（我們已在〈印度西岸的巴里加薩〉這一章提過這兩種宗教）。

總的來說，唐代的宗教有一個特徵：撇開官方偶爾頒布的禁教令不談，唐代的中國人已隨時準備與外來的發明、思想和信念相互交流和溝通，同時仍不忘將自己的傳統視為眾多可能的解決辦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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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十八個地理座標看世界史：從文明發源、民族、政治、軍事和帝國，到殖民、貿易和全球化，探討各地的發展與交流歷程，拼出世界史的全貌》

《十八個地理座標看世界史：從文明發源、民族、政治、軍事和帝國，到殖民、貿易和全球化，探討各地的發展與交流歷程，拼出世界史的全貌》

作者：Ewald Frie

譯者：莊仲黎

出版社：臉譜出版

出版時間：2020年8月

橙新聞：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8/07/0101577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