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在倫敦希思羅機場，一個衣冠楚楚的英國男士走過來，靦腆地問我：「您是日本人嗎？抱歉，是我太太讓我過來問您。」他回頭指了指遠處一位身穿紅西裝、坐在輪椅上的女士。她笑瞇瞇地向我招招手。男士指着我手中的酒精紙巾：「我妻子看到您認真地擦行李車的把手，她很欣賞您的做法，因此讓我轉告您。」

他的話和靦腆的樣子讓我忍不住笑起來。他也笑了。作為遊客，我那種全神貫注擦車的樣子，無論誰看到都會覺得滑稽。英國人好打賭。想必是這夫婦倆看到我在擦車，於是賭這個東方「老外」是哪國人，然後找我問個究竟。看這位男士得意的樣子，他大概是贏家。旅行者與當地人的對話，這是旅行中的另一種「風景」。我們旅行是去看外面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也在看我們，並且像一面鏡子，讓我們從反向角度看到自己。相對於山水、建築這類「硬風景」，我把旅行中人與人的互動看作是「軟風景」（soft landscape）。

在機場遇到的這位英國人是退休工程師。他們夫妻此行是去探望在上海工作的兒子。他說，兒子很喜歡中國。閒談中他突然問我：「你認為中國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會超過美國嗎？」看我答不上來，他加重語氣說：「中國一定會在二十一世紀超過美國！」

那年是二○一五年。這樣的對話內容在十年或十五年前是不太可能的。二○○六年，我和妻子在維也納遇到一個芬蘭學者。他說：「大部分歐洲人（包括我自己）分不清誰是中國人，誰是日本人。對我來說，凡是拿照相機的就是日本人，凡是開餐館的就是中國人。」

你能想到在二十一世紀的歐洲，一個學者竟然講出這種蠢話嗎？這個芬蘭人在談其他問題時很謙虛和理性，可是一談到中國，他的智力立即就退化到十九世紀。他對亞洲人的這種臉譜化的刻板印象，一部分來自種族主義遺留的偏見，另一部分是信息滯後造成的無知。

那時在歐洲，除了少數有識之士外，人們普遍未注意到中國的發展，既不了解中國的現狀，也缺少了解當代中國的渠道。很少有人去過中國內地旅行。許多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是從當地的唐人街或荷里活電影中得到的。那種「東方主義」的落後形象與西方人的偏見十分脗合。

儘管電影故事是虛構的，但它們的影響是真實的。它們在藝術上越是成功，在社會上影響就越大。九十年代初我在英國留學時，有三部電影對歐洲人認識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一部是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末代皇帝》，其他兩部是張藝謀《紅高粱》和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雖然這三部電影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拍攝的，但影片中的中國形象仍未擺脫「東方主義」的想像，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有很大的落差。

由於信息滯後，加上資訊不平衡，因此在西方國家，有不少人像那個芬蘭人一樣，對中國的認識很膚淺和臉譜化。這有雙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國缺乏自己的論述和渠道，因而未能讓外界及時和正確地了解中國的發展和變化；另一方面，西方傳媒在報道中國時，習慣戴着有色眼鏡，阻礙了他們本國人民的視野。

好消息是：這種情況已有改善。現在與歐洲人交談時，會發現他們對中國的關心和了解增多了，偏見減少了。

壞消息是：不要以為種族偏見會一下子消失。它像冠狀病毒一樣，會不斷地複製，找到新的宿主。正如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最近指出的：對亞裔的刻板印象「平時隱藏在表層下面。一旦有什麼事情發生，就能把它們全部引出來。」

在國外旅行時，除了「硬風景」、「軟風景」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風景」：旅行者要經常面對自己的國族身份。每一次過境時，旅行者都要提交護照以證明身份，每一個海關圖章就是對其國族身份的一次官方認證。旅行中與當地人交談時，經常被問的就是：「你是哪國人？」當旅行者重複回答這個問題時，這實際上是一個不斷確認和強化自己國族身份的過程。

當一個人在本國居住時，這個問題不明顯。但當他去國外旅行或生活時，問題就會凸顯出來，搞不好還會受到其他人的質疑。在英國留學時，我就見到過因國族身份而令人尷尬的「風景」。

那是在一個派對上，來賓中有當地人及各國留學生。派對的主人是大學的老師，他讓來賓作自我介紹，告訴大家自己的名字和國籍。一個留學生介紹自己是「台灣人」。老師更正她：「那你是中國人。」看到她搖頭，老師耐心地解釋：「如果大家都是從中國來的，那麼你可以介紹自己是『台灣人』或『北京人』、『上海人』。但在國際場合，你應該說『中國人』，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看來，一個人的國族身份並非單憑自己的主觀意願就可以改變。在大家的注視下，那個學生的臉漲得像個紅氣球，似乎隨時會爆開。

中國自古便將「行萬里路」作為教育的一部分。如今，火車、飛機等現代化交通工具使人們行得更遠。旅行不僅讓我們看到新的景點，還能為我們提供新的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