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古代沒有普通話，人們見了面會不會是這個樣子呢？

不會的！古時雖沒有普通話，但有正音、官話呀。

書同文重要，回頭看來，這只是中國文化憲制的一部分，是其中可以以國家正式制度支持和保證的一部分。但對於中國憲制更重要的，在現代之前國家幾乎無法以正式制度有效處理的另一憲制難題是語言。它與文字的關係緊密，使用者更多，但由於無法附着於物質實體，只能口耳相傳，因此也更多變。

「起初，天下只有一門語言，人類全說同樣的話」 ，這對早期中國也可能適用。夏商據說都是以部落或部落聯盟為架構的「國家」，西周分封，可以推定，這三代王朝的統治階層大致分享了相同的語言。尤其是西周時中原各國分享的是孔子提及的「雅言」。

不過，隨着群體擴大，統治疆域拓展，會分裂出更多新群體和次生政治實體，散佈在雖非隔絕但注定交往不多的各地域，語音便因眾多隨機因素而產生分歧和變異，各自獨立發展，進而導致原初的語言共同體破碎。如果沒有比較經常的相互交流、影響和校正，各次生的語言共同體就可能相互決裂。

為促使中國的政治文化構成和整合，在「書同文」之外，就必須關注更生動易變且更難規範的日常語言。

在古代農耕社會，統一語音注定不可能。即便可能，也未必需要。因為除非天災人禍，安居樂業的普通農人終其一生也很難遭遇語言不通的問題。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社會群體，只有讀書人，讀了點書，識幾個字，知道有個「外面的世界」，有了不同於普通農人的關於個人與家、國、天下的想象，有了理想、願景或者說中國夢。如果年齡、身體和家庭財力等條件許可，他可能追逐理想，投身政治，在自秦漢之後制度化的「異地為官」體制下，長期任職於一些語音陌生的地區。只有這時，僅僅對於他們，語言不通才成為真實的問題。

關於官話起源的前提只能設定為：在一個足夠廣闊的區域內，曾有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群體，首先因血緣親緣，已分享了雖有口音但在許多基本方面高度相似的口語。這個群體同周邊其他群體相比，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優越，甚至可能就是佔據統治地位的群體，因此其語言非但對該群體自身有凝聚力，對其他群體也有吸引力和支配力；並且這個群體的活動必須已初步構成了一個活躍且足以自我持續再生產的語言共同體和傳統。

有大量間接證據支持了這個推斷。春秋時期齊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戰國時縱橫家蘇秦、張儀之所以能奔走六國遊說各國國君合縱連橫，以及春秋戰國時不少政治精英如孫武、伍子胥、吳起、商鞅等之所以能直接且有效參與「他國」的核心政治決策，都表明在中原地區，西到關中漢中，南到長江南岸的楚國和吳越，這個語言傳統已基本奠定。

但還必須有一些重大社會事件，令散落在其他方言區的讀書人在此後歷代也一直能同中原地區有一定的語音聯繫。中原地區必須有足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成就來創造和保證自己的政治文化輻射力，吸引各地讀書人自發、自覺以中原語音為標準來矯正各自的語音。也確實如此，從秦到北宋大約一千三百年間，除東晉和南朝不到三百年間定都江南南京外，歷朝歷代包括北朝各國，一般定都長安、洛陽、開封或大同——廣義的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長期穩定有助於維繫這一語言共同體基本穩定，事實上會向周邊地帶逐步擴展。

前面已經提到過，「官話」一直是以中原或北方音為標準的，這主要因為中原主要王朝的開創都是自北向南且定都北方。如此確定官話幾乎是順理成章。明朝是唯一的例外，是由南向北開創的。明初定都南京，皇帝朱元璋也出生於南方（南直隸）。但在下令編纂《洪武正韻》時，他堅持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鞏固了北京話作為共同語基礎的地位。這一決定絕不可能因為當年敢於起兵反抗元朝的朱元璋這時突然想起了並遵循了「率由（元朝的）舊章，不愆不忘」，其實他的這一決策背後有他對大明王朝的憲制考量。

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也是如此。清雍正年間，針對福建、廣東一帶民眾不大懂官話，「官民上下語言不通」，直接影響政令推行的情況，1728年，雍正曾下旨要求八年以內在福建、廣東推行官話。首先在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院」，教當地人說官話。同時也要求官員必須掌握「人人共曉之語言」。還規定八年以後，凡是舉人、秀才、貢生、童生不懂官話的一律不准參加考試。有人還為此出版了專供廣東人學習官話的手冊。

這項嚴格命令最後沒能堅持下去。十七年後，「教習多年、鄉音依舊」，乾隆十年，福建省城四門的正音書院就被裁撤了，舉人、秀才們也沒有因為不會說官話而不准參加考試。儘管如此，統治者放棄推行本民族的語言，堅持用北方話作為官話標準，這不是因為文化多元，這本身就是出自國家統一的政治考量。

憑藉習得的這套文字和語言，即便未進入朝廷，當不了官，讀書人從理論上也可以通過文字與各地各級政府官員以及其他知識分子進行交流。因此有了「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的詩句，即便素不相識，也可以通過「官話」與之面對面交流。即便他們交流的知識和知識類型比較有限，但可用文字和官話交流的這類知識對於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構成非常重要，對於隋唐之後政治文化精英的全國性選拔則更為重要。

最重要的是，藉助書同文和官話交流的有關家、國和天下的問題，會從他們剛開始讀書識字時就潛移默化地塑造他們的眼界，確定他們的從業目標：不是在家做生意記個賬，也不是用文字記錄當地的民歌酸曲、評書傳說。「學而優則仕」在後世的真實意味其實並不只是在本地當官，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而是要參與全國的政治，為官他鄉，精忠報國，直至「治國平天下」。

文字和官話因此會塑造許多讀書人，作為一個群體，成為中國國家政治可以依靠的精英——儘管這之後還需要有諸如科舉制的篩選以及官僚制的行政歷練。

在《切韻》出版後僅四年，科舉制登場，也許偶然；但再過數十年後，就出現了大唐王朝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和文明，有相當開闊的氣度和胸襟，就不可能全是偶然了。

____________

上文節選並改編自《大國憲制》

《大國憲制》

作者：蘇力

出版社：香港開明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9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5/11/0101486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