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編者按 :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剛剛迎來46歲生日。從當年那個毗鄰香港的邊陲小鎮,到如今的國際化大都市,這座“奇跡之城”用不到半個世紀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就在生日當天,深圳人形機器人在北京跑出了百米8.64秒的“新深圳速度”——這座城市的46歲,依然奔跑在技術最前沿。
在為深圳慶生之際,我們特別選擇了這篇鄭永年教授為《深圳: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搖籃》一書所作的序言。本文直面一個核心命題:以AI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重塑全球經濟與大國競爭格局,而深圳憑什麼成為這場革命的“搖籃”和“主陣地”?
當AI重新定義生產力,如何引領粵港澳大灣區乃至中國科創產業的發展在大國科技競爭中成為領頭羊?深圳的故事才剛剛翻到新的一頁,正如書中所言,“凡是過往,皆為序章”。深圳的未來,值得期待。
今天,我們正置身於以人工智慧(AI)為核心的第四次產業革命浪潮中。這場革命不僅重塑著世界經濟格局,更重新定義了大國競爭的規則。一般認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興起,源於資訊技術、物聯網、大資料和雲計算的深度融合,其中人工智慧技術創新扮演著決定性角色。AI不僅是單一技術的突破,更是一種“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它具有滲透性和顛覆性,能夠驅動各行各業轉型升級。從智慧製造到智慧城市,從醫療健康到金融服務,AI正成為生產力提升和創新的核心引擎。其重要性在於,它超越了前三次產業革命的範疇,通過資料驅動和演算法優化,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自動化和智慧化,從而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當然,人工智慧革命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提升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成本,並催生了新產業和新就業形態,預計到2030年,AI將為全球GDP貢獻高達15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它也加劇了不平等和數字鴻溝,導致勞動力市場結構變化和國際力量重組。在國際格局上,AI正重塑大國競爭態勢。我多次強調,在世界範圍內,人工智慧時代的大國競爭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美國憑藉其技術先發優勢、資本實力和全球創新網路,試圖維持科技霸權地位;而中國通過國家戰略(如“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和市場規模,正快速追趕。人工智慧時代,正在形成“兩超多強”的格局。這種競爭不僅體現在技術領域,還擴展到標準制定、資料治理和地緣政治層面,可能引發新一輪“科技冷戰”或“數字鐵幕”。
就中美兩國內部而言,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也高度集中,呈現出明顯的區域集群效應。在美國,AI創新主要分佈在西部的矽谷(三藩市灣區)和東部的紐約灣區。矽谷作為全球AI研發的中心,聚集了穀歌、蘋果、Facebook等科技巨頭以及斯坦福大學等頂尖學府,形成了“技術-資本-人才”的生態閉環;紐約灣區則以其金融科技(Fin Tech)和AI應用優勢,成為另一個重要樞紐。相比之下,中國的AI發展主要集中在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如深圳、廣州)依託硬體製造和創新創業環境,成為AI產業化基地;長三角(如上海、杭州)憑藉高校資源和金融支持,側重於AI研發和商業應用;京津冀(如北京)則以中關村為核心,擁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等學府和中國科學院等研究機構,是國家AI戰略的策源地。這種區域分佈反映了資源集聚和政策導向的作用,但也帶來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挑戰。
總而言之,理解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源起與發展,必須從國際層面入手,全面把握人工智慧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的總體格局。因為人工智慧革命不是孤立的國內現象,而是全球性變革的一部分。中國人工智慧的發展需要在全球語境中解析和定位:一方面,中國應堅持開放合作,吸收國際先進經驗,避免技術孤立;另一方面,需要加強自主創新,應對美國的技術遏制,並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揮更大作用。未來,AI將繼續深化世界經濟整合與國際格局重構,中國唯有以更廣闊的視野參與其中,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治理的共贏。
本書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深圳作為案例分析的樣本,力圖在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大背景下全面解析深圳的發展。這是一項頗具挑戰的研究課題。第四次產業革命是一個複雜的宏觀命題,而深圳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典型案例,其發展則是一個高度具象化的微觀案例。如何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從深圳的產業變革折射出中國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的定位,達到以小見大、一葉知秋的效果,無疑是一項意義重大同時也頗具挑戰的工作。為了做好這項研究工作,本書從四個維度出發,將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宏大敘事與深圳特區改革、開放、創新的微觀故事相結合,為所有關注中國發展的國內外同仁提供新的視角與素材。
第一篇為“新時代”。作為開篇,本書從三個方面全面闡述了本書寫作的時代背景。一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在全球範圍內的興起與發展,尤其是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技術變革對全球經濟、政治以及人類社會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及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的發展與定位。二是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以及發展以科技創新為原動力的新質生產力的原因。我們對傳統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逐一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指出了中國為什麼需要借助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東風”,儘快實現增長動能的轉換。三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大國科技競爭格局產生的影響。正如我們前文所指出的,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蓬勃興起的背景下,大國科技競爭愈發顯著地聚焦為中美兩國的科技競爭,在人工智慧時代,全球科技競爭呈現出“兩超多強”的格局。我們需要從國際視角切入,對科技革命如何重塑全球創新版圖、主要國家科技戰略佈局的差異化路徑、競爭焦點技術領域的戰略博弈態勢以及技術競爭的時代特徵與未來趨勢這些問題做深入的分析,這是深刻理解深圳乃至中國如何引領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前提條件。本書在第一篇對這些基礎性問題進行了介紹與分析,以期為讀者展示一幅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全景圖。
第二篇我們將其命名為“新認識”。之所以做這樣的設計,一個主要的考量是確立本書的理論框架,即我們如何在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宏大背景與深圳的創新發展這一微觀敘事之間建立起邏輯關係,我們需要具有解釋力和說服力的理論分析框架。本篇基於近年來我提出的幾個主要的理論觀點,搭建起一個貫通宏觀與微觀的理論框架。一是高品質發展的新“三大法寶”。我曾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中國需要以改革、開放、創新這新“三大法寶”,實現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的高品質發展。本書從全面深化改革釋放增長新動能、以制度型開放重塑內生增長模式、以多層次創新實現高品質發展這三個方面,對我的這一觀點進行了深入闡述,從而為下文我們闡述深圳如何引領第四次產業革命做了理論鋪墊與闡釋。二是驅動增長的新“三駕馬車”。新“三駕馬車”是新“三大法寶”的具象化。我們認為,中國只有構建起開放的人才與科教系統、開放的企業系統以及開放的金融系統,才能夠真正建立起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礎,引領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發展。這既是我們對美國等全球科技創新強國經驗的梳理,也是基於深圳四十餘年來科技創新實踐的總結。三是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這是近年來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深圳只有內嵌於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才能夠實現高品質、可持續的發展。我們從概念源起、內涵闡述、特徵分析、國別經驗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短板及應對舉措等方面出發,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全面闡釋,以期為解讀深圳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三篇是“新定位”。從這一篇開始,本書進入具體的深圳實踐。眾所周知,從毗鄰香港的邊陲小鎮躍升為輻射全球的創新引擎,深圳用45年完成了工業化、城鎮化、資訊化的“並聯式”跨越,突破傳統發達國家順序發展的“串聯式”過程。這種“時空壓縮”式發展的成功關鍵是什麼?放眼全球,像深圳這樣完成跨越式發展的城市屈指可數。這背後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判斷力和領導力,深圳的成就既得益于經濟特區建立帶來的政策紅利,也是幾代深圳人不懈努力的結果。深圳經驗的核心是利用市場和要素驅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發展經濟、持續不斷地發展製造業,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改善民生。我們認為,深圳發展45年的最大經驗就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和活力社會”這三個結構性因素的有機結合。為此,我們在這一篇中,首先從有為政府出發,對深圳發展的政策定位進行了深入解讀。一是“新時代經濟特區”。我們簡要回顧了我國經濟特區發展的歷史,在此基礎上梳理了深圳經濟特區的定位與發展、獨特經驗與精神,以及在新時代的新任務。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一詞之差折射出新時代深圳創新發展面臨的新任務和新挑戰,我們深入解讀了“五位一體”的含義,指出需要將“深圳經驗”昇華到“深圳理念”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三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我們從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沿革與發展定位出發,分析了國家戰略下深圳的核心定位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就與未來。這三項政策定位,是我們理解“有為政府”如何在深圳崛起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基礎。
第四篇為“新探索”。在這一篇中,我們試圖從有效市場和活力社會的角度出發,探索深圳是如何整合“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尤其是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從而在第四次產業革命興起的浪潮中爭得先機、實現趕超式發展的。一是尋求制度改革的新突破。制度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人類行為。深圳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不斷尋求制度創新,這一點在科技產業發展方面尤為明顯。我們從優化科技創新制度、深化產業發展制度、提升對外開放制度以及完善社會治理制度四個方面,對深圳如何通過制度創新推動科技產業發展進行了深入分析。二是抓住科技創新的“牛鼻子”。制度是“軟要素”,引領新一輪產業革命不僅需要“軟要素”,更要有“硬實力”。深圳在打造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的“硬實力”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包括但不限於成為全球人工智慧創新策源地、半導體產業集群效應顯著、構築生物醫藥產業新高地、加冕“中國新能源汽車第一城”以及打造“數治”和“智治”型城市。三是科創金融與現代產業體系建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科創產業發展尤為依賴現代金融體系的扶持。我們從構建面向未來的多元化科創金融體系、強化科技基礎設施與創新平臺金融支撐、打造梯度化全鏈條科技金融服務生態、提升金融科技賦能現代產業體系效能以及完善風險投資與科技成果轉化機制這五個方面,對科創與金融融合發展的深圳經驗進行了梳理與總結。四是以人才戰略夯實發展基礎。深圳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創產業的崛起與高端人才的聚集密不可分,深圳的人才政策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從核心舉措、培養機制、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以及打造國際一流人才生態圈等不同方面,對深圳的人才戰略進行了全方位的闡述,這是我們解讀深圳奇跡的一個重要視角。
我們將全書收尾的第五篇命名為“新希望”,旨在從“將來時”的角度呈現深圳創新發展的圖景。總體來看:一是人工智慧產業的深圳願景。人工智慧是驅動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核心技術之一,我們對深圳人工智慧領域的總體規劃藍圖進行了梳理,進一步聚焦了深圳人工智慧產業發展的方向,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深圳如何實現從“工業第一城”到具身智慧基地的“華麗轉身”。二是城市生態建設的深圳範式。深圳科技的創新與快速發展是有溫度的,這也是“活力社會”這一深圳經驗的重要體現。我們從城市建設與發展的角度出發,對深圳的城市建設進行了展望,包括生態理念的創新實踐、生態治理體系的制度保障、綠色產業與生態經濟的發展以及未來城市生態發展的新路徑。三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圳實踐。深圳是中國的深圳,也是世界的深圳。深圳是中國式現代化最具典型意義的案例與樣本,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經驗的普適性做了最好的注腳。
本書的最後,我們從中國式現代化的維度,對深圳因何能夠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搖籃,進而引領粵港澳大灣區乃至中國科創產業的發展,進行了理論總結與昇華。我們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了傳統模式的局限,開創了“開源範式”———強調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與和平共用性,以“五位一體”的宏偉藍圖,致力於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物質精神協調、人與自然和諧以及和平發展。這一範式摒棄了“閉源”的排他性,宣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包容智慧,既注重自身獨立發展,也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一宏大敘事中,現代產業體系的建設成為國家競爭力和經濟韌性的關鍵支撐,其“全、大、多、密、強”的特徵,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的堅實底座。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與奇跡之城,正是中國式現代化“開源範式”的成功範例。深圳以其驚人的發展活力、卓越的產業成就和持續的制度創新,生動詮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與路徑。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深圳發展的故事已成過往,如何立足當下、直面未來,繼續書寫深圳的傳奇並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需要一代又一代深圳人、中國人深入思考、敏捷行動。我們寫作這本書的初衷正是標記深圳發展的歷史方位,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的美好前景,鼓舞和激勵更多人關注特區的發展,加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和討論中,彙聚思想的力量,更好地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