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2023年1月8日是嚴復誕辰169周年的紀念日。有人說，嚴復的形象在歷史上是曖昧、矛盾的：一方面，他是積極提倡向西方尋找出路的「先進的中國人」；另一方面，他也固執地堅持「舊法不可偏廢」。他是一個既現代又傳統的變革者……今天，我們一起再回看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輝煌足跡的一代宗師。

嚴復（1854-1921）為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來的新知識分子，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家、思想家與教育家。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場域或他所長期從事的海軍教育，而在於他對19世紀末葉以來中國思想與文化發展的深刻影響。他所引介的西學，以及他對中西文化的思考，成為中國現代思想的重要源頭。誠如美國哈佛大學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教授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書所說，「嚴復的關懷……是有意義的關懷，他因應這些關懷所做的努力，是有意義的努力」。

1854年1月8日，嚴復生於福州府侯官縣南台區蒼霞洲。此地位於福州城牆南邊、閩江北部，是一個熱鬧的沿海港口，有著繁榮的國際貿易與多樣的文化活動，此種環境對於嚴復在成長過程中的視野開拓實有相當助益。他的祖父嚴秉符與父親嚴振先為當地名醫，熟悉儒道經典與醫道，但並無科舉功名。因此，嚴氏家族在福州是屬於中下層的地方精英階層。

五歲時，嚴復開始跟隨家人與數位老師讀書，背誦《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九歲時，其父聘請當地著名學者黃宗彝來擔任啟蒙教師。1865年黃宗彝過世，嚴復又繼續跟隨其子黃孟修（增）學習。在黃氏父子先後教導之下，嚴復研習傳統典籍，此時儒家的倫理價值，尤其是以「孝」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在其內心生根。同時，他也開始喜好書法與詩詞歌賦。後來，寫字與吟詩作詞成為他一生的嗜好，並留下不少墨跡與詩作。

少年早成

十二歲時，嚴復與一位王姓女子成親。婚後數月，其父不幸罹患霍亂去世，家中頓失經濟支柱。在經濟困窘的情況下，他無力支付家庭教師的束脩而被迫放棄科舉事業，轉而投考由福州船政局初辦的船政學堂。這所位於馬尾的新式學校是由船政大臣沈葆楨（1820-1879）在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的協助下創辦的西式軍事學堂，旨在訓練學生學習外語、習得造船與駕駛的技術，屬於洋務新政中模仿西法的一部分。嚴復參加了該校於1866年所舉行的包括口試、筆試與體能測驗的第一次入學考試。其中，筆試作文題目出自《孟子．萬章篇》的〈大孝終身慕父母論〉，當時甫逢父喪的嚴復對此一題目深有感觸，因而能暢論內心情感，終以第一名獲得錄取。

次年初，他與其他百餘位學生在福州城內定光寺上課，在誦經聲中開始學習英文字母，並修習算術、幾何、物理、化學、機械等航海必修課程。該校雖以西學為主，但同時也強調中學。因此，學生必須以部分時間來學習古文，並研讀《孝經》與《聖諭廣訓》等教材。對這些學生來說，他們並不感覺到中、西學之間的矛盾，嚴復後來會通中西的理念亦應植根於此。不過從此時到他自英國返國期間，嚴復學習的重心始終擺在西學方面。1871年5月，十七歲的嚴復從該校畢業。其後六年，則分別在建威與揚武兩艘軍艦上實習，並曾赴新加坡、日本與台灣等地。

他山之石開拓視野

1877年，二十三歲的嚴復被選派至英國讀書，進入倫敦近郊格林威治（Greenwich）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展開兩年求學生涯。在校期間，嚴復主修海軍駕駛。上課內容包括數學、化學、物理、機械、航海與國際關係等。嚴復也在這時開始接觸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如達爾文的演化論與斯賓塞、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赫胥黎、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穆勒（John Stuart Mill，又譯作彌爾，1806-1873）等人的學說。同時，他也開始觀察英國的法院、工廠、教堂、交通設施等，注意中西社會、文化之間的差異。例如，他看到英國人因從小鍛鍊身體而較為強壯，這引發了他日後對於「民力」的提倡。

再者，在觀察英國法庭制度之後，英國法律執法的公正性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經驗讓他瞭解到中國政法制度的缺陷，並思索未來應努力的方向。1879年的夏天，二十五歲的嚴復返國，任教於母校福州船政學堂。為了標示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嚴復將名字由「宗光」改為復，字幾道。「復」來自《易經》，取其「復其見天地之心」，「幾道」則出自《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這也反映出嚴復儒家與道家的思想傾向。次年，在李鴻章（1823-1901）的邀約下，赴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教。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由「洋文總教習」一職開始其教學生涯；至1891年升為道員（正四品），再於1893年底「委辦天津水師學堂」，此後他的頭銜成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道員嚴復」。就在此一階段，嚴復也開始以翻譯作品與政治評論文章聞名於世。此時的他身體狀況不好、沾染鴉片惡習、科舉失利；人際關係方面，與直屬長官李鴻章關係欠佳、又欲前往南方投靠張之洞（1837-1909）而未果。此種際遇與他個性不夠圓融有關，郭嵩燾（1818-1891）與曾紀澤（1839-1890）曾批評他的性格鋒芒畢露，具有狂妄、驕傲之氣。這也很可能是他日後難以適應中國官場風氣的根本原因。

1897年嚴復和王修植（約1858-1903）、夏曾佑（1863-1924）等在天津仿英國的《泰晤士報》（The Times），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宣傳變法維新，《天演論》的譯稿最早即曾在此刊物發表。然而，在戊戌變法中，除了在《國聞報》上呼籲改革之外，嚴復並未參與以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為首，以上海、北京為基地的政治活動。同時，在教書上他也並非那麼成功，無法感受到教學相長的樂趣。在人際關係上，嚴復難以忍受同僚之間的賄賂之風與結黨營私，對下屬亦不滿意。

在天津教書期間，嚴復的仕途限於水師學堂，無法更上層樓而進入統治階層的核心，他的仕途與日人伊藤博文（1841-1909，留學英國，後任內閣總理大臣）在日本的經歷形成鮮明對比。嚴復認為這一命運部分是由於他缺乏科舉功名之故。因此嚴復捐了一個監生頭銜，從1885年開始四度參與科舉考試，但四次考試均名落孫山。科舉失利的經驗讓他對八股文感到反感。於是，1895年他在《直報》發表〈救亡決論〉，批評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使天下無人才。此一主張無疑地與其落榜經驗有關。

以閱讀會通中西思想

然而，準備科舉考試的經驗對嚴復的個人成長並非全然負面。余英時曾指出一個「塞翁失馬」的現象。他認為嚴復從三十至四十歲之間為準備科舉考試而閱讀經史典籍，是對於古典文字運用的一種有效訓練。嚴復在此十年間，有系統地沉浸於舉業之中，使他補足了自十五歲起便中斷的傳統教育，並在中國古典文化的一般修養已足與同時代的士大夫等量齊觀。

在準備科舉的同時，嚴復也持續接觸西學。1880至1881年間他曾閱讀斯賓塞的著作，又透過上海「別發書坊」（Kelly and Welsh Limited, Shanghai）等書店購買不少西書，而使個人藏書多達數千冊。這顯示嚴復在天津時期，不但因為準備科舉而具備中國古典文化的修養，同時也更加系統地閱讀西方典籍，對西學有更深入的認識。

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戰敗，多位舊識、學生喪命疆場，對嚴復造成莫大衝擊。他領悟到中國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落後，並存在著更深一層有關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而覺悟必須師法西方，方能突破困境。戰爭期間，嚴復曾寫信給長子嚴璩（1874-1942），一面感嘆「時勢岌岌，不堪措想」，另一面認為根本之計唯有通曉西方的學問，才能「治國明民」，達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戰後，他發表了四篇影響深遠的文章，分別是〈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與上述的〈救亡決論〉，各文均環繞著中西文化的對比，並探討中國積弱之緣由。除了批評中國的專制、八股取士、吸食鴉片、纏足等惡習外，他還受到斯賓塞的影響，提倡三項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同時，他積極地翻譯西書，以從事開啟民智的重要工作。

譯介西方重要典籍

嚴復的第一個作品即是1895至1898年間翻譯的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原書名為《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嚴復認為翻譯工作首重文字的信雅達，這也成為近代以來國人翻譯工作的典範。同時，《天演論》的出版造成轟動，成為當時人們喜愛閱讀甚至背誦的一個經典。

許多人認為嚴復透過此書將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或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介紹到中國，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樣的解釋雖大致正確，卻忽略了嚴復透過翻譯在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思想之間細緻的取捨，以及同一文本的原文與譯本，實處於截然不同的文化脈絡之中。赫胥黎的原書旨在批判達爾文與斯賓塞的觀點。赫胥黎認為，雖然自然界存在著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但人類社會卻不可完全遵從「叢林法則」，而應依賴倫理原則「以物不競為的」。這一辯論源於19世紀末期英國思想史中關於倫理力量與自然法則矛盾的論爭。

《天演論》在中國的傳譯焦點不在上述論爭，而在思索國人該如何應變、圖強的現實考量。嚴復同意斯賓塞所謂物競天擇適用於人類社會，但斯氏卻太過強調自然力量而不夠重視個人自由（「任天為治」）。他接受赫胥黎對斯賓塞的修正，以為人的能力雖源於天，個人的自由與努力則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可以突破自然限制，與天爭勝，進而創造新局，因此天人之間既是相互衝突的，也是彼此制衡的。換言之，嚴復一方面同意自然有難以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則發揮赫胥黎反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肯定倫理原則，並進一步推演到認為「人治可以對抗天行」，最終得出「自強保種」的結論，並在20世紀初引發舉國瘋狂的閱讀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嚴復上述的想法深受荀子「明於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觀點之啟發。

1900年，義和團事件對嚴復的公私生活均有影響。列強的戰火摧毀了北洋水師學堂的建築與他絕大部分的藏書，也迫使他離開生活近二十年的天津而避居上海。移居上海之後，嚴復在面臨事業上的逆境之餘，仍持續翻譯《穆勒名學》。他坦承：寫作思考是他的長處，處理行政事務則是他的弱點。此時的嚴復也開始享有聲名，在幾部重要的翻譯著作出版之後，他獲得了「西學第一人」的美名。1900至1908年間，他在上海、天津等地演講，廣受歡迎，有些場合甚至聚集超過五百位聽眾。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曾記錄嚴復演講時的樣貌與實況，十分生動有趣：「他留著一抹濃黑的小鬍子，穿了藍袍黑褂……，戴了一架細邊金絲眼鏡……嚴先生演講得很安詳，他有一本小冊子，大概是摘要吧，隨看隨講，很有次序。不過他的講詞中，常常夾雜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這些演講也與他的譯介西學的工作相結合。如1905至1906年，嚴復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之邀，做了八次演講，商務印書館將之出版，名為《政治講義》。該書主要依據倫敦Macmillan出版社於1896年出版的John Robert Seeley,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學導論》），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第一本介紹西方政治學的書籍。

1900至1912年間，他先後翻譯、出版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名學淺說》（Science Primers: Logic）、《穆勒名學》（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等西方重要的典籍。在晚清思想史上，這些書傾向所謂「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政治上的漸進改革，而與孫中山等人所主張「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激烈主張分道揚鑣。

陷入政治生活低潮

此外，從清末開始嚴復即與袁世凱（1895-1916）建立深厚的友誼。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凱順利成為總統之後，隨即任命嚴復為京師大學堂（五月改為北京大學）校長，月薪三百二十兩。嚴復擔任了八個月的校長。後來袁世凱又在1913至1915年間分別任命他擔任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參政院參政、憲法研究會與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等職，並協助翻譯《居仁日覽》（摘錄國外報章），以瞭解世界大勢。

嚴復與袁世凱的密切關係，以及他深信當時君主立憲要比民主共和更適合中國的主張，使他成為支持袁氏帝制的絕佳人選。後來在支持帝制的籌安會名單上，嚴復名列其中。這一舉動似乎事先並未得到嚴復本人的認可。他私下表示袁世凱只不過利用他的聲名牟取私利。他深信帝制並不實際，且會為中國帶來災難，然而他卻拒絕撰文反駁梁啟超為攻擊袁氏帝制撰寫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這顯示嚴復對袁氏稱帝的態度軟弱且搖擺不定。未能公開表明反袁立場，使他在袁氏帝制失敗之後飽受國人批評。

其後，中國進入軍閥混戰時期，嚴復的政治生涯也陷入最低潮。1916年7月，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為避免遭到逮捕，嚴復從北京逃到天津，並停止所有活動，僅偶爾與友人通信，抨擊軍閥與激進主義者所導致的災難。他甚至批評民主共和制度，認為此時的中國應該採行申不害與商鞅的法家模式、或與之類似的日本和德國的模式來解救危亡。

晚年的嚴復十分肯定儒家傳統，對道家更是深感興趣，曾評點過老莊。他對道家思想的興趣又涉及了宗教經驗的看法。他曾勸孩子：「人生閱歷，實有許多不可純以科學通者，更不敢將幽冥之端，一概抹殺」，而相信在科學的範疇之外有一個超越而「不可知的」宗教領域。有時，他借用佛教觀念，將此一境界稱為「不可思議」。如同許多20世紀中國哲學家所強調的，作為道德之基礎（包括嚴復所強調的儒家倫理，如「孝」）與痛苦之避難所的內在生活，必須奠基於某種形而上的本體論之上，如此方可避免陷入「最下乘法」、「一概不信」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m）。

堅信「道通為一」

嚴復對宗教的態度與他對科學的看法密切相關。嚴復雖提倡實證科學，但他不是一個極端的實證主義者、也不是科學主義者，他從赫胥黎所謂的「不可知論」開始，進一步地以佛教「不可思議」的概念來掌握科學以外的世界。此種知識觀使他至晚年接受「靈魂不死」的觀念、相信鬼神的存在，並肯定靈學研究在探討未知世界的價值。這一種將自然、社會科學與源於中西傳統的宗教、哲學觀點結合在一起的主張，表現出嚴復思想的重要特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嚴復在晚年完全放棄了早期宣揚的西方科學與民主的價值，而回歸中國傳統。

嚴復晚年思想雖有所變化，然無疑地仍然堅持建立富強、文明的現代中國，也肯定自由民主的終極價值。只是他更發現，此一目標的實現需要採取漸進調適的方法，一方面需尊重中國的「國情」或「立國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西方在科學與民主的主流啟蒙傳統之外，有更複雜的知識傳承。嚴復樂觀地認為「道通為一」，中西文化中各種不同的思想取向可以會通在一起，並且堅信這將是未來中國應遵循的道路，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走向。

1921年，中國仍處於軍閥混戰之中，六十九歲的嚴復因肺疾於秋季病逝於福州郎官巷。他的遺言是：一、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三、兩害相權，己輕群重。

嚴復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在學術，而不在政治。他基於救亡意識所翻譯的西書，並非亂無章法或單純因應市場需求，它們包括當時最為人矚目的四個領域：邏輯推理的科學觀念、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以及以進化理論為中心的社會學說，而四者緊密相關，構成一個嚴密的思想體系。而且饒富意義的是：他的翻譯並不是簡單復述，而是配合譯注與大量個人的作品，以一種源於本土的批判意識，對西學加以取捨、發揮。他熟稔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內涵，並嘗試將西方文化的優點與中國固有的智慧結合在一起，以調適的方法，建立富強、自由與文明的新中國。這樣的理論超越了清末以來「中體西用」、「西學源於中國說」、「全盤西化」等中西文化異同及其相互關係的理論，此一構想直到今日仍具有其時代意義。

好友陳寶琛（1848-1935）在為嚴復撰寫的墓誌銘上說：「君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彌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其中的「會通」二字，正是嚴復一生思想的核心。他結合了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以及科學、宗教與倫理等，一生均以典雅的桐城古文翻譯西方新知，討論古今學問，充分展現其會通中西的思想特徵。然而，嚴復的學術理想是具有政治意涵的，而表現出學術與政治一以貫之的精神。此一精神充分地表現在其家中懸掛的兩副對聯之上：一是「隨時縱論古今事，盡日放懷天地間」；一是「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前者顯示出「縱論古今、放懷天地」的恢弘氣魄；後者則凸顯了學以致用、經世濟民的一貫目標，以及對自身理念的高度自信。

充滿衝突的一生

嚴復結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然而，身處中西文化接軌之關鍵時刻也讓嚴復一生充滿衝突與挫折，不斷拉扯於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之際。嚴復思想中的現代性與傳統性交織在一起，而形成一個複雜的面貌，表現出轉型時代的特徵。例如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對追求民主與科學的徬徨，以及相應而來一些「詭譎歧異」的發展，幾乎都可以在嚴復思想中找到肇端。就個人而言，嚴復深刻地感受到悲傷與苦痛乃是人生難以避免的經歷，故在遺囑中寫道：「做人分量，不易圓滿」。人生的智慧不在於能達到完美無缺的理想境地，而是在體認人生的不圓滿之餘更能有所超越。此外，嚴復恃才傲物的性格，在某些關鍵時刻卻又無法堅持原則，反因軟弱與搖擺而蒙受他人要脅利用，進而成為眾人不滿與批評的焦點，使其始終無法得意於政途。然而，正是嚴復於官場上的不得意使其專心投身翻譯事業，反而能系統地引進西學，為近代中國學術思想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並進而引領風潮，成為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

新書｜嚴復：既現代又傳統的變革者

嚴復銅像

新書｜嚴復：既現代又傳統的變革者

《開啟民智 會通中西：嚴復譯著與清末民初的思想變遷》

作者：黃克武

出版社：香港三聯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