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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語所」語言組「三巨頭」對廣東語言學研究的貢獻
2022-12-20 16:24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35)

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1928年創建於廣州,初創時寄設於中山大學校內,以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簡稱「語史所」)專家學者為基本隊伍,一幫人馬,兩塊牌子。後由籌備委員傅斯年、容肇祖等選址,於1922年10月22日遷移到廣州東山柏園。柏園故址現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復並對這段歷史佈置了展覽,對於廣州市、廣東省乃至全國的學術史,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2022年12月14日,省政協文史委與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柏園舉辦了文史界委員和專家學者座談會,余忝列會議,參觀了故址展覽,並學習了阿瑞的《1928年「史語所」在廣州創建的歷史研究》(未刊稿)等資料。現就我的專業範圍所及,談談史語所語言組「三巨頭」對廣東語言學研究的貢獻。

修復後的史語所遺址——廣州東山柏園(現越秀區恤孤路12號。林倫倫拍攝於2022年12月14日下午2:35)

一、「三巨頭」親力親為,利用現代設備儀器和現代語言學方法對廣東方言進行了調查研究

所謂的史語所語言組「三巨頭」,指的是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1892-1982),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首任所長(1950)的羅常培(1899-1958)和中國在國外專修語言學的第一人、1950年當選美國語言學會副會長的李方桂(1902—1987)。這三位大先生在史語所和西南聯大時期就做了大量的語言學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經典的著作,開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的先河。他們還合作翻譯了語言學的經典譯著——瑞典漢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1940)。

史語所1928年在廣州創立,籌備委員之一的傅斯年十分重視語言學研究。1928年5月,傅斯年在廣州起草了語言學研究範圍和旨趣,並經籌備委員通過,確定語言學研究分為漢語方言、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進行研究。

1929年1月22日,傅斯年致函羅常培:「莘田先生教席:惠諾改任研究員事,無任感荷。又承示下個人工作計劃及韻書研究工作計劃兩件,奉讀之下,不勝欽佩。已交趙元任閱過,一切同意。從此韻書整理,粵語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引自《傅斯年遺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45)。

1928年,羅常培任中山大學語言文學系主任。他為了研究《廣韻》而開始學習廣州話。這一年趙元任到廣州調查方言,羅常培經常與趙元任請切磋語言學的問題。同年,羅常培與傅斯年、趙元任、李方桂一起參加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工作。史語所分組時,語言學為第二組,趙元任擔任組長。

趙元任先生對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很重視,他認為:「精通一個漢語方言,是瞭解全部漢語的準備」。1927年,他就對江浙吳語區進行了調查研究,次年便出版了《現代吳語研究》一書,是中國首部以現代語言學分析漢語方言的著作,開創了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漢語方言調查的先河。他也較早對兩廣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進行現代語言學意義的調查,從1928年9月開始準備,11月10日抵廣州,1929年2月4日離開廣州,他在粵調查、研究廣東的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方言近3個月時間。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45)。

1928年11月10日,趙元任夫婦抵廣州,開始在中山大學授課。

在中山大學授課後,12月9日開始,他馬不停蹄地進行了兩廣語言調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分函各地各級學校,請予面洽一切並盡力協助趙元任的語言調查。

1928年12月22日他讓中山大學生物系教師石聲漢邀請瑤胞在廣州記音,用當時的錄音設備——臘筒蓄音機錄制了90首瑤歌,後來整理、出版了《廣西瑤歌記音》(史語所集刊專刊,1930)一書。

12月24日趙元任晨赴三水,在縣立中學找發音人記三水大街的語音,接著赴廣西,調查廣西區域的粵語方言。

1929年1月3日完成為時6天的廣西南寧方言調查,再赴梧州記錄梧州北部鄉下的方言。11日回到廣州。1月12日到廣東的江門、新會、台山等地調查,18日回到廣州。19日又北上韶關,調查記錄粵北方言,23日返廣州。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45)。

關於在汕頭、潮州調查事宜,他在日記中寫道:「元月24日,動身經香港乘‘林肯’號船赴汕頭、潮州兩地調查方言和記音」。他還記錄了一則趣聞:「我調查粵語時,順便去廣東東部調查了汕頭和潮州方言,這兩處方言屬閩南方言系統。可是我到火車站說潮州話,想買一張去汕頭的二等車篇,售票員卻給了我兩張三等車票。我只好不說潮州話,用廣東話作瞭解釋。」(以上資料參閱趙元任《我的語言自傳》,《語言教學與研究》1983年第4期、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商務印書館,1998)

元月30日從澳門回廣州經過石岐時進行中山語料收集,2月1日回到廣州。

趙元任在潮州調查時(1929年1月24-29日某天)拍攝的潮州街景,實屬珍貴(資料來源:趙新那、黃家林《史語所初創時期的方言調查工作》,「語言與文化」公眾號2022年7月9日)

汕頭、潮州的鄉親們注意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先生來過我們家鄉做過田野調查。關於在汕頭、潮州調查事宜,他在日記中寫道:「元月24日,動身經香港乘‘林肯’號船赴汕頭、潮州兩地調查方言和記音」。他還記錄了一則趣聞:「我調查粵語時,順便去廣東東部調查了汕頭和潮州方言,這兩處方言屬閩南方言系統。可是我到火車站說潮州話,想買一張去汕頭的二等車篇,售票員卻給了我兩張三等車票。我只好不說潮州話,用廣東話作瞭解釋。」 他還拍了潮州街景等照片(見上圖)。(參閱趙元任《我的語言自傳》,《語言教學與研究》1983年第4期、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商務印書館,1998)

後來傅斯年、趙元任等主編出版的全國語言區域圖,把粵東閩語區名稱標為「潮汕方言」,可能是這個專業術語的首次使用。陳凌千先生把他編著的潮音字典叫做《潮汕字典》(汕頭育新書社,1935)、翁輝東先生把他的詞語考釋大作稱作《潮汕方言》,明顯是受到這類地圖集的影響所致。翁輝東先生在《潮汕方言自序》中就說:「紀元之廿二年(1933),上海申報六十週年紀念,印行……分省地圖,有言語區域一頁,題曰 ‘潮汕方言區’。審潮汕方言於國家版圖,佔一位置,且海內學者,肯定古音存於潮州。」(上海韓暉樓1943年版第1頁)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45)。

趙元任後來發表的《中山方言》、《台山語料》中專門注釋是根據在1929年冬(原文如此,應該是1928年的冬天到1929年1月)收集的材料所寫的,中山縣的發音人是程偉正。

1945年,趙元任還在哈佛大學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粵語入門》(Cantonese Primer)一書(英文版,有漢字版1947年出版),主要語料還跟他1928年冬到1929年春在廣州調查方言有關。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45)。

李方桂1924 年留學美國。先後在密執安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讀語言學,1928年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在美國留學時,就對印第安語進行了調查錄音,做出了美國語言學家也做不到的貢獻。1929年底,他受聘於史語所,他南下廣州,從香港乘船海南,從海口、到臨高、樂會,做了一個多月的海南的漢語方言調查。回到廣州後,還利用借來的語音分析儀器驗證了他在海南調查時發現的內爆破音。

在李方桂夫人徐櫻女士的《我與方桂五十年》一書中,記錄了李方桂學成歸國後到廣州並開展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口述史:

「船到上海,才一靠岸,就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的代表到船上來歡迎我。……第二天就請我到他府上吃飯。陪客中有很大大人物……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傅斯年。大家談得非常愉快,當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聘請我為專任研究員。……由上海到了北京,見到趙元任,還有別的研究學的人。不久,二三星期後,我又回到上海,又到廣東,我找找在南方有什麼可做的,後來聽說廣東一帶有瑤人語。忽然我想到海南島去。……先到香港,再從香港換船到海南島,港口就叫海口市,那裡就是海南方言的區域。我發現他們的發音中,有很有趣的變化。我發現緬甸、泰國都有那些類似的音調,術語上叫做閉壓音,也可以說是內吸音(implosive)。我從來不知道(漢語方言)有這種音。」

翻拍自 徐櫻《我與方桂五十年》第40頁(從左到右:楊時逢、趙元任、李方桂)

有趣的是,他還自制錄音儀器來做語音實驗:我「從廣東醫學院借了點兒機件,做了非常原始的工具,就是用一個洋鐵煙筒,筒的一頭,開個小洞,插入一截橡皮管,然後用嘴對著橡皮管吹氣,針就上揚,吸氣針就下降。……(試驗)果然很成功,……證明他們(海南的發音人)的發音,有時是吸氣的。」(徐櫻《我與方桂五十年》第39-41頁:「中央研究院,1928年,方桂口述」,商務印書館,2010年增訂版)

照片取自百度網絡資料。

二、滋蘭樹蕙,為廣東乃至全國的語言學建設培養人才

趙元任先生對廣東語言學的貢獻,還在於他在清華大學時培養了後來成為了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的王力(1900-1986)這個學生。

1926年,王力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趙元任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其他三位是: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之一,是王力的老師。1927年,王力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回國後曾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任教。他1946年在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創建了現代中國高校里的第一個語言學系並於同年招收第一批學生。他聘請了同鄉友好、著名語言學家岑麒祥出任系主任。教師有方光燾、楊樹達、商承祚、嚴學宭、周達甫、吳三立等。這個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的教師不少也是史語所的成員,如商承祚等;一些則是史語所成員的助手或者學生,都是赫赫有名的語言學家、經史學家。首屆學生畢業於1947年(是由中文系四年級轉系而來的,如後來中山大學中文系的著名方言學家黃家教)。

林倫倫翻拍自《高華年文集》第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從1946年-1954年8年間,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一共培養學生100余名,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語言學人才,獲益最大的是中山大學和廣東省。其畢業生有很多後來成為了著名的語言學家,如唐作藩(北京大學)、著名方言學家宋長棟(中山大學)、黃家教(中山大學)、詹伯慧等(武漢大學、暨南大學)、饒秉才(華南師院、暨南大學)、黃伯榮(西北師範大學、青島大學)、歐陽覺亞(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傅雨賢(中山大學)、唐啓運(華南師院)等等。中大語言學系1948級學生、北京大學著名語言學家唐作藩教授回憶說:「中大語言學系的歷史雖短,但功在千秋。」(唐作藩《語言學的人才搖籃——回憶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中山大學校報》第65期[新]。此資料為王小安女士提供。)

高華年恩師(中)、植符蘭師母(左)和我(攝於中大中文系,2008)

羅常培先生則在西南聯大時期培養了高華年(1916-2011),後來高華年成為了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中文系著名語言學家、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會長。

林倫倫翻拍自《高華年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1939年西南聯大期間,羅常培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語學部導師,仍兼北大中國文學系主任。11月,校常委會決議請羅常培暫代西南聯大文學系和師範學院國文系兩系主任。1938-1944年他在聯大教課和主持系務工作之外,在雲南積極開展了大量的語言調查研究工作。高華年1941年考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學部,師從羅常培、李方桂教授。1943年,高華年畢業並獲碩士學位,得到羅常培先生的器重而親自推薦而到西南聯大的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羅常培先生在推薦書中言其碩士論文「關於(彝語)借字之分析及語法之結構均為前此中外學者所未道及」,評介頗高。

林倫倫翻拍自《高華年文集》

高華年1943年到1946年任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講師。期間,碩士論文中被羅常培先生點贊過的兩部分——《黑彝語中漢語借詞研究》和《黑彝語法》分別在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語言人類學專刊第二種(1943年)和第三種(1944年)上發表。1944年,他的論文《昆明核桃箐村土語研究》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嘉獎。當時獲獎的人,文科的如馮友蘭、金岳霖、王力、費孝通、陳寅恪、湯用彤、聞一多、陰法魯、張清常、高華年等;理工科的如華羅庚、周培源、吳大猷、趙九章等(1942-1944)。

張堅博士拍於中山大學圖書館

高華年1951年從嶺南大學轉入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並被聘為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彝語語法研究》(科學出版社,1958)、《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書局,1980年初版,1984年再版)、《語言學概論》(與植符蘭合作,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3出版,1984、1987年再版,發行量過10萬)、《普通語音學》(與植符蘭合作,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6)、《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教程》(與宋長棟等合作,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漢藏系語言概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漢藏語論稿》(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均為少數民族調查研究的經典教材和田野調查指南式的經典著作。1983年起,高華年擔任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長,是廣東語言學界上個世紀後半段的領軍人物之一。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40)

總之,史語所「三巨頭不但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利用現代的設備儀器、運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對廣東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進行了調查研究,是為廣東現代語言學研究之肇始,開廣東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之先河。他們還培養了王力、高華年等學生,為全國第一個語言學系的創建和語言學人才的培養奠定了人才隊伍的基礎。廣東省的語言學研究,尤其是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之所以能成為南方的學術高地,「三巨頭」 「導夫先路」,功不可沒。他們博古通今、中西兼擅、既重視文獻資料又重視田野調查的嚴謹學風,值得我們今天傳承和弘揚!

林倫倫攝於柏園史語所舊址展覽館(2022年12月14日下午2:45)
责任编辑: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