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提及俠客與江湖，總能想到《俠隱》中的這句：江湖有江湖的正義和規矩。俠客若隱，也得隱於秩序規矩內，化為秩序的一分子。《邪不壓正》的李天然的自由主義取向，讓俠客身份自我消解；而早年的西部片和武士片中，俠客身份之於社會的隱匿似乎是電影的重要精神訴求。但傳奇敘事的輪廓下也不乏悲觀主義的長久浸潤，身份的邊緣化和身體的殘缺化的二重特征，使俠客的命運由“存在”走向“瓦解”。

在日本武士電影《座頭市》系列中，殘缺的肉體和充沛的身體動能存在強大的對抗力，中心化遊離特性讓俠客的使命具備了普遍性。電影中的盲俠在“除惡”“濟困”“復仇”等正義精神下實現了“喜劇性”和“團圓式”的外部情節表達。同時，個體精神孤獨的流向為電影提供了永恒的悲劇性註解。

肉體的殘缺是身份之永恒悲劇的外化；在中國可歸於“俠以武犯禁”這一價值導向，東方俠客“存在”之原罪，似乎決定了文本悲劇性之必然宿命。這投射在中國武俠電影史的塑形中，便誕生如《怪俠》《殘缺》《獨臂刀》和《雙旗鎮刀客》等反“規定”程式的作品。對於這一精神概念的實行，我們在《目中無人》和《雪山飛狐之塞北寶藏》兩部電影中均可看出端倪。

比起早前的武俠電影，今年的兩部電影從敘事層面遵循了20世紀60年代某種觀念性原則，以悲喜劇“置換”的方式，填充了個體宿命和整體敘事的表達縫隙。從精神框架的搭建來看，身體的缺憾、器物的隱匿和超凡的身手等個體特征，是對“俠以武犯禁”理念的後置性展開表達，延伸了電影的現有空間，組成了電影敘事的開放性迷局。

此外，俠客更打開了一個充沛的前置化敘事空間，“殘缺”所串聯起關於俠客生命體驗的想象，人物形象由點到面得以鋪展。在實現“除惡復仇”這一單一功能性敘事之外，俠客的第二重生命書寫畢竟才剛剛開始。在《目中無人》中，“俠”才是核心，是故事的源頭，是觀者想象力滿足的符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