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死亡與疾病，在新冠疫情持續“加碼”之下，似乎更頻繁地被看見、被討論，進入一個更大範圍的社會輿論中來。可是，我們真的能夠好好談論死亡了嗎？我們似乎默認了孩子長大後，自然就會明白什麽是生命、如何接納死亡。但我們對死亡教育的忽視，卻讓當下的孩子在面對死亡時更容易感到手足無措。

年輕時就要認識“死亡命題”

新一代的兒童或者是青年，他們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跟過去四十年以來整個社會的變化有聯系，我們很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個體意義上的社會。1990年代以後，我們的孩子在整個成長過程當中，唯一要完成的就是學業的競爭，這個競爭是以絕對個體的形式展開的。我們現在真的很成功地讓一兩代人完全相信，他今天的位置是他憑自己能力奮鬥出來的結果。那在未來的想象中，他也會認為這個位置是我競爭到的。

嚴格意義上講，我覺得沒有死亡教育，只有生命教育。我們的孩子有些時候可能不光對死亡比較冷漠，對生命也比較冷漠。他不光對別人遭受的痛苦不太共情，對於一些值得歡欣鼓舞，或者真的會值得感動的東西可能也無感。至少在話語的層面，我們現在很難恢復人跟人之間聯系的必要性。

死亡教育不能讓孩子完全消化掉死亡，或者讓他們不再恐懼和悲傷，而是告訴他們有一扇門，必要時，孩子可以去推開它。門裏的東西，古往今來沒有太大的差別，無非是建立在宇宙觀或者說宗教和精神生活上的解釋，還包括親屬和非親屬在內的社會網絡的支持，再加上政策環境所倡導和許可的東西。我們沒有人能單獨面對死亡。

我的教育觀念是，人在年輕的時候可以談很多問題，可以空前擴張知識的版圖。一旦真正進入到為生活操勞的階段時，一是我們可能不再有氣力，二是我們會本能地保護自己的當下生活，不太願意進入到比較負面的問題討論中。所以，針對死亡這樣一個命題，最好在年輕的時候就做好準備。

家人之間應該有個機制，比如葬禮結束之後，家裏人一起吃頓飯，在這時，大家假借著回顧的名義，或者說假借著團聚的名義，把這件事情的經驗再梳理一下。當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小家庭裏面時，也應該有一個小家庭的內部討論空間。

動畫片沒有告訴小孩“世界上有遺憾”

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才七歲，剛上小學一年級，對於“什麽是失去”這個概念根本沒有一個具象的想法。當你小到還沒有形成人格意誌的時候，經歷親人的死亡，周圍的人第一反應就是要保護你，不向你提這件事，怕刺激到你。但是當我被全家人很自覺地隔離到這個話題之外的時候，我就知道它不可能被隔離，因為那麽親密的一個人不在了，而我自己只是更深入地泡在那個地方。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自我對話和覺醒的過程。

因此，我認為，有一個充分的、持續的、不斷展開的對話空間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事情我們說出來，不見得會完全化解，但是如果你不說，就沒有任何化解的可能。所以，形成自我的敘述，形成對世界的敘述，非常重要。後來我想，我為什麽堅定學文科，要學人類學，就是因為我非常癡迷於重新敘述這個世界，重新再現這個世界，這是我唯一有興趣幹的事情。

在國外，青少年的死亡教育是一個專門的領域，他們實際上有些時候並不是讓孩子理解死亡，而是從更具體的問題入手，比如讓你體驗失去一些東西。

我看過一部日本電影《小豬教室》，在一所小學裏，全班同學一起養一只小豬，從一年級一直養到五年級。到五年級的時候，大家就要全班投票，要不要把小豬殺掉，或者是賣掉它。而孩子在這個過程裏面，不管你使用什麽樣的語言，他都會突然一下進入到這個問題的核心——有些東西要被剝奪掉，而且是你比較在乎的美好的東西。

所以在孩子的教育裏，很多時候需要遊戲，需要他們切身參與，需要特殊的設計。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老師能不能不用成人的語言就帶著孩子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我覺得，在大學裏教微積分其實不是特別難，真正難的是，讓一個五歲的孩子明白，兩個蘋果在這邊，三個蘋果在那邊，把它們放在一起，這個過程就叫做“相加”。啟蒙的核心問題不是語言問題，而是要讓孩子意識到這個世界有某一種想象世界的方式。

我想起小時候看的那些國產動畫片，它們對死亡並不太避諱。我以前看過一部動畫片叫《雪孩子》，那個片子實在太虐了，它講的是一種非常徹底的失去，是你沒辦法挽回的，而且它的整個色調是陰暗的、偏藍色的，沒辦法給人任何美好的期許。

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們就常常覺得孩子需要保護，有些東西是不能讓他接觸的。當我跟親戚的孩子們看現在的動畫片時，我覺得這樣的動畫片真的是降智，它沒有告訴小孩，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就是遺憾的，沒有人有辦法把它做得盡善盡美。這些動畫片講的東西，實際上都是成年人自以為是的道理，帶著人類的自我欺騙和自我討好，用一種非常溫暖的方式，一步一步偏離這件事情本身。我並不是說在孩子的教育中要用一些非常刺激性的、赤裸裸的語言，而是在價值觀念上應該讓他意識到，有些東西要開始慢慢生根發芽，比如人世間的缺憾和不完滿。

死亡教育的最終目的

我在香港認識一個老師，研究中國育兒問題的。他是美國人，很給中國人面子，他就說：我在你們中國人身上看到一種很好的品質，家長在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時候，其實不知道做一件事會不會有結果，但會先把這件事做了，因為做了就問心無愧。鋼琴讓孩子學了，芭蕾舞也讓孩子學了，至於後面沒考上好學校，那就是孩子自己的問題了。

我們一直在通過這種方式，回避一些比較勇敢的問題。因為真正意義上對孩子的“保駕護航”，是帶他一點點進入到這個世界比較殘酷的部分。這個殘酷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或是這個競爭下的資本高低，而是人作為人的脆弱性，這種脆弱隨時可能折斷。所以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要與自身的脆弱去對話的。這個問題很難被有意解決。大家不都是不斷地把人生的一些不堪帶到眼前來？你不斷地看，不斷地聊，最後不是為了形成一個穿透它的武器，而是為了達到內心的平靜。

在面對死亡時，這種平靜很重要。這也是死亡教育的最終目的——讓孩子推開死亡這扇“門”。如果他最終能夠說服自己，說服周圍，達到這樣一種平靜的狀態，我覺得這就已經是非常好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