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沈從文與文物的最早接觸，按《從文自傳》的說法，是十幾歲在湘西一位「統領官身邊作書記」時，登記其收藏的舊畫古董。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聯大，流連於工藝品之美，時時在地攤上檢一點物美價廉的東西，大多是後來他經常提到並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罈罈罐罐」。四十年代末，北京大學籌建博物館，他自願幫忙，那時已是頗具眼光了。但即便如此，五十年代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後，他還是主動當了十年的「說明員」，這種艱苦的實物學習以及不為人知同樣刻苦的文獻披覽，使他具備了罕見的綜合文物研究的能力。
與他同時代的文物專家，約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現代教育體制下科班出身的，也就是學考古的，當然他們有一整套的方法進行田野發掘並處理出土文物的科學鑒定和保管；另一類大多出身名門望族或古玩舖，名門之後和古玩舖夥計的身份差別自不可以道里計，但有同樣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大量接觸傳世文物的機會，因而練就出眼光。不過儘管他們也喜愛文物之美，但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受市場對文物價值定位的影響，日常物用不具「收藏」特性者通常不會關注。解放後，這些極具水平的專家進入各級博物館，提升了各館收藏水平，也帶來各自的學術背景和觀念習慣。
沈從文和他們不一樣，現代的、傳統的都沒有經歷過，他「轉行」進入博物館的人生大變動，也正像當年從湘西跑到北京，卻仍然是個「鄉下人」闖入「城裡」，比如與那些在深院大宅和古董店練就眼力的書畫鑒定家就有點格格不入。他「照例十分認真」地研究文物制度，並掌握了廣泛的雜文物知識，尤其是衣著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於定論有異樣的看法，「對於字畫時代鑒定，有的是專家『權威』，我從來少發言權，只是從制度上提提而已」（《談輦輿》），謙虛的發言姿態背後有壓抑不住的自負，所以有時候很嚴厲，「我說的可能是『專家』不注意的小問題，是常識，是客觀事實」（《談車乘》）。在他看來，「不僅是這些搞字畫的專家『權威』，對於一般文物常識少興趣，即搞博物館的同行中大專家『權威』，看不起文物常識，不相信常識能解決問題、推翻迷信」（《用常識破傳統迷信》），這也包括高校科研機構的文史教員和研究員。「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導』，結果就走不通」，而有「知識」少「常識」的專家，憑的是書本和成見、經驗和感覺，因為不了解或不願下工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識」。他們的權威地位隔斷了這些極具意義的「常識」對學術發展的作用，而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是鍥而不捨地為「常識」的普及而奮鬥，即使解放後的十八年間已「作過大小六十多次的檢討」（《我為甚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文革」時的申訴材料仍在為「常識」爭地位，下放幹校，還是不放棄：
在極端孤寂簡單的鄉居中，用默記方式，試寫文物常識小文，今天為止，已達二十篇，暫時告一結束……給人印象，若只是「毫無學術性，不過是些常識湊和」，那是完全十分對的。因為本來就「不學無術」，作了十多年說明員，對事事物物稍微有點「常識」而已。（1971年7月1日）
這可真是「鄉下人」「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了。
在沈從文晚年，就他前後半生截然不同的際遇，親屬、朋友、研究者、愛好者等等每每議論乃至爭論他的轉行得失幾何。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是大家都承認的，只是孰輕孰重見仁見智而已。由文學轉到文物，有不得已的因素，自是終身之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作品開禁以後，沈從文對出版舊作投入了相當的精力，但對自己的研究者，他在盡力配合提供方便之餘，總要說那些東西已經燒了，已經過時了，不值得研究等等，這種語氣的背後當然並非頹唐或灰心，更不是自謙，他清楚自己作品的價值以及正在行進的回歸。不過話說回來，對於轉行，以及由此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貢獻，也許他也有僥倖的感覺，在書信中，他表明自己並不羨慕「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原先與自己有相似地位的作家享受著他所沒有的各種待遇，而在政治運動中，又慶幸自己躲在歷史博物館，免去如他們那般被迫表態的尷尬。所以，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聲明自己的小說、散文沒有價值相反，他在不同場合甚至檢討中也一直認為自己選擇轉到文物界是正確的，這應該是出於他的本心：
……同時自然不免會感覺到，過去從事小說寫作，工作態度即或還謹嚴認真，成就實在極其有限。現在搞的綜合文物研究工作，對於在發展中的博物館事業，對於文物研究中幾個比較生疏薄弱環節的突破，以為文物研究中為生產服務的實踐，可以盡的力，或許比過去寫點小說，還來得比較扎實有用！（《中國博物館的研究工作》）
無論是文學還是文物，所謂「工作態度」，無非是「不問個人成敗得失」，只問自己「可以盡的力」。至於方法，則基於不斷的試驗和努力，創作從標點符號學起，研究從當說明員幹起，由此學習、探索、總結、發展……這是他前後半生工作的「或仍有相通處」。不過如果我們由此略略探究更有意味的一些沈從文生命的底色，則有一個特別的文本《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展》，寫於1949年年初，末頁自注「解放前最後一個文件」，這個「解放」不是「被解放」，而是「自我解放」，寫作此文時他的精神已經不太正常了，不久就試圖自殺，或者這篇文章可以算作他的「美學遺囑」，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我有一點習慣，從小時養成，即對音樂和美術的愛好，以及對於數學的崇拜……認識我自己生命，是從音樂而來；認識其他生命，實由美術而起……到都市上來，工藝美術卻擴大了我的眼界，而且愛好與認識，均奠基於綜合比較。不僅對製作過程充滿興味，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術品都包含了那個作者生活掙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細而深。
所以他「有一點還想特別提出，即愛好的不僅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他用甚麼樣的眼光看文物，是由文物之美看到人心之美。那麼小說呢，他所寫的湘西呢，「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習作選集代序》），從桃源之美看到的同樣是人心之美。正是在「人心之美」這個意義上，沈從文無論如何改行，他寫的都是同樣的文字，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意思。或者按他的說法，本質都不過是一種「抽象的抒情」，區別無非在於「文學多重在對於傳統道德觀念或文字結構的反叛」，「藝術則重在形式結構和給人影響的習慣有所破壞」（《抽象的抒情》），一則曰「反叛」，再則曰「破壞」，內在精神實一以貫之。
（以上文字摘自《沈從文講文物》之<編輯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