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2021年6月，《曠野歌聲》在塞薩洛尼基電影節（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首映，又在第15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中提名最佳紀錄長片。12月17日，這部收穫國際無數好評的紀錄片也來到FIRST青年電影展香港站，它講述了雲南山區一個苗族村寨合唱團在五年中走出深山，登上世界舞台的故事。

看到影片描述時，筆者的腦海中，立刻浮現了一群穿著苗族服裝的人在禮堂中唱民歌的景象。然而影院昏暗下來，小水井村的故事在大銀幕上徐徐展開，小水井苗族農民合唱團出現在村莊教堂裡，他們唱著的，是天主教的讚美詩。

苗族分佈在中國南方，在主流敘事中富有神秘色彩。他們信奉萬物有靈，傳唱的史詩類型豐富，記載著苗族的族源、神話與歷史大事。他們原本有自己的宗教和歌詩，其信仰與生活密不可分，可是紀錄片中，他們將無處不在的神靈換成了基督教的上帝，這一幕極具反差感與衝擊力。

影片開頭出現的苗族老人，唱了兩段苗族史詩後便唱不下去，他說，這段之後的歌他都不會唱了。

「歌是苗族的口述史。」在映後談中，導演陳東楠如是描述。那麼，苗族的歌究竟去了哪裡？這應當是個嚴重的問題吧？然而，當筆者繼續觀看影片，卻發現它並未直接回答這兩個問題，而它展現出的議題，也遠比「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流失」更複雜微妙。

歌者不在被忘卻的歌中

上世紀30年代，一位傳教士將基督教帶入小水井村。這裡的居民很容易就接受了新的信仰，他們虔誠地信奉上帝，組建唱詩班——這也是合唱團沒有演出任務時的身份。

據影片中出場的當地宣傳部副部長張曉明說，苗族人在歷史上被排斥了太久，太需要認可和接受，那時到來的基督教回應了他們的渴望。

在職位上，張曉明極力淡化合唱團（唱詩班）的宗教性，以讓他們獲得更多演出機會。他為他們開設公眾號，請來專業的音樂老師指導，引入國內外的遊客參觀小水井村，帶合唱團去各地參加節目。合唱團為團員帶來了更多收入，張曉明對此十分驕傲。

向外來賓客介紹合唱團時，張曉明經常使用這樣的套語：苗族是上古帝王蚩尤的後裔，起初生活在中國黃河流域，卻因為蚩尤戰敗，一直被主流族裔驅趕，直至流落到自然條件最為惡劣的西南山區，他們的故事難以講述……請聽他們的歌聲吧！

說罷，他大手一揮，合唱團跟著龍指揮的手勢放聲歌唱，彷彿小水井苗族人的往事、身份全數存在於歌聲中。他們的歌唱清亮、有力，但詞中所寫的，往往並非他們自己的故事，而是基督教讚美詩，或宣傳所需要的歌曲。在這套敘述模式中，基督教與現代文明對於這些苗族人而言，既像流浪千年後找到的歸屬，又像支抹掉苗族史詩的大筆。

但是，僅將基督教作為小水井苗族文化的「異類」，又與現實不符。小水井村居民對上帝的信仰具體而誠摯。他們堅信上帝驅逐了荒野中的「鬼」，為結婚、修葺新房的現實事務向上帝祈禱。天主教已經塑造了他們新的身份認同，他們也在用這樣的身份認同，解決面臨的現實問題。

在影片中，小水井的苗族村民很少為無法唱苗族的歌詩而傷感，卻因為在大大小小的場合，無法用歌聲表達對上帝的信仰而傷感，到了後來，越來越多人選擇不再歌唱。這種困難如此實際地展現在影片中：合唱團為了迎接賓客，要唱帶有宣傳目的的歌曲；他們上綜藝節目，要唱完全不熟悉個中背景的《Mamma Mia!》選段；村民們紛紛修整自建房或外出打工時，許多團員便聲稱家中有事，缺席合唱團的訓練。

有選擇，就有放棄。影片並沒有說明，他們在一百年前出於何種原因放棄了苗族史詩，但在現代，當唱詩班變成合唱團，他們不再演唱真心喜愛的天主教歌曲，甚或不再歌唱時，許多理由已悄然浮現，比如貧窮，比如聽眾的審視與偏好，比如家人的願望。

而這種種的取捨的本質是，唱讚美詩甚或歌唱，成了無用之事，不能給生活帶來好處。在此刻放棄與遺忘則自然而然地發生。

在影片的後半部分，合唱團成名了，得以赴美國演出，又要苦學英文，唱西方流行歌，歌詞中有美麗的花園，合唱團卻無法按自己的心意打理家中田園，不少人已經失去可以耕種的土地。或許這隱秘的對比，是紀錄片攝製組一聲沉默的歎息，它沉默得恰如遺忘本身。

受困的年輕人

除了整體性描繪合唱團的命運，《曠野歌聲》還集中展現了其中兩位成員的人生軌跡：亞萍，合唱團曾經的主力，因結婚而退團；建生，合唱團中一位對唱歌與傳教十分熱心的青年，與一名女性團員結婚了。

他們各自結婚的動機，比起為了真愛，更像「是時候了」。而他們的婚姻也陷入困境：亞萍的丈夫絲毫不考慮她的感受，他在她表達對天主教的虔信時否定她，在她想要出去教唱歌時污衊她，後來亞萍參加了一次歌唱表演，他當眾打了她，忍無可忍的亞萍回了娘家。

而建生婚後，時時感到自己和妻子無話可說，他想出去傳教，妻子卻更注重形而下的生活，建生的心靈著實太過痛苦，他一度喝農藥自殺，又被救回來，經歷過死亡的他轉變了對信仰和婚姻的態度，終於願意將精力花在修建新房上，也越來越多地與妻子聊天。

這是兩段婚姻故事，也是兩段有關信仰、歌唱與自我的故事。結婚之後，亞萍很久沒有唱歌，有人知道她的才能，希望她能繼續發揮所長，教學或表演，即使不能唱讚美詩，她也欣然前往。或許她信仰天主教的那部分自我在這時讓步，但她歌唱的自我得以延續。建生在婚後苦於心靈的孤寂，請求上帝讓他愛上妻子，可是上帝無法幫助他，上帝對於他們的困境不置一詞。

影片並沒有解釋建生為何自殺。陳東楠在映後談中分享，雖然建生也想藉由這次拍攝更了解自己，但很長一段時間，建生一直躲著他們。攝製組無法深入接觸建生的精神危機，只能將此前獲得的材料克制地陳述，但或許，讓建生選擇自殺的不僅是婚姻的悲劇，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曠野歌聲》中的苗族村民，沿用著苗族是「受排斥者」的話語，卻忘記了記載著苦難歷史的歌詩；他們因現實的困境而求助上帝，但困境依然強烈地存在；他們在演出中得到資金和知名度，但那些歌曲對於他們並不親切……這種種矛盾交織成一片沒有道標的失落之地，苗族村民就生存在這裡。

在影片中，有一群外國遊客拜訪了小水井村。他們在教堂中欣賞合唱團的歌聲，向張曉明提問：村民有沒有想過離開村莊呢？有沒有想過接受高等教育呢？村民究竟想要什麼呢？

這最後一個問題像一聲鈴響，是啊，不談高蹈的民族命運，不談複雜的身份認同，村民究竟想要什麼，究竟想去往何方呢？他們的回答會是一個錨點，標出他們在曠野上的位置。

在影片中，張曉明代替村民回答：他們就想唱讚美詩！但看完影片，筆者只能回答他們失去了什麼，或正在失去什麼，卻依舊不知他們想要什麼，事實上，當影片從族群的自我，聚焦到個人的自我，這個問題就更加複雜得難以回答。

每個人經歷的都不一樣，每個人想要的都不一樣，每個人需要的都在變化。建生遭受著婚姻悲劇，他的妻子也一樣在受苦，他們選擇沉默地磨合，為對方讓步，作為觀眾的我們，只能表達對這個家庭的感受，無權評斷他們的選擇。

如何讓拍攝對象被觀看，是紀錄片導演格外需要注意的倫理問題。《曠野歌聲》也將許多觀看行為標示性地展現出來，如影片前半部分呈現大量合唱團觀眾特寫：張曉明舉著攝影機拍攝合唱團，綜藝節目的評委觀看、評價合唱團，台下海內外的觀眾注視著他們，來訪的遊客與他們合照，合唱團的成員及苗族的故事，像一個龐然的景觀陳列在眾人面前，觀眾看到他們，感歎他們的歌聲與命運，卻並未觸碰到他們。

張曉明對紀錄片攝製組說，你們拍視頻，我也拍，但我拍的是照片。可是，不論張曉明還是攝製組，都坐在鏡頭之後。

電影院中的我們，同樣坐在鏡頭之後。我們的目光是如此遙遠，對於他們最真實的命運又如此輕浮，我們同樣無權在更宏觀的層面為他們劃定身份。

《曠野歌聲》中的苗族處在邊界模糊的曠野，可鏡頭下的一個個曠野居民，卻又擁有清晰到讓觀眾無法簡單定義的面孔。據陳東楠分享，《曠野歌聲》的拍攝長達五年，「遠遠超出一部紀錄片拍攝的健康週期」，但或許正是這五年所積攢的理解與感情，以及攝製組團隊的職業操守，讓他們前推鏡頭聚焦於生命個體，觀眾的視線，也得以停在那些最真切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