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墨爾本拉托貝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卡洛爾（John Carrol）著（2004）、葉安寧譯（2007）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義復探》，以油畫《大使》及戲劇《哈姆雷特》，說明人文主義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被預告其崩解。

德國畫家霍爾拜因（H. Holbein）1533年受丹特維爾（J. d. Dinteville）委託繪畫真人尺寸《大使》，左為丹本人，右為他的朋友塞爾維（G. d. Selve）。前者是法國派駐倫敦的使節兼學術贊助人，後者是法國南部Lavaur教區主教，他代表法國國王傳秘密的使命。兩位代表了凡俗和神職世界精通科學與藝術的卓絕人物，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人文主義使者，威權呼之欲出。

霍爾拜因在兩位大使之間畫了一張兩層台架，擺滿運用希臘智慧而發明的器物，用來揭開大自然的秘密，建立歐洲物質文明，安排世人的各種機緣，操縱不同領域的命運於他們股掌之中。地上有一塊唯一有動感的斜面，上有古怪圖形。

如果將畫像掛在樓梯過度平台款待客人，從右上樓梯走近畫像時，丹特維爾可以教訪客，如何沿對角線向上調教校景深，便可看清斜面上古怪圖形是具骷髏頭，此時畫中人成為背景朦朧難辨；繼續走上台階，愉快的客人這才發現他們的主人原來藏身畫中，和他的牧師朋友一起，這時死亡隱匿成一團神秘的霧氣。再向前上行，如果停下來往後看，骷髏又現形了，而人物退卻為模糊一片。如此機巧的戲法，雖然可以造成娛樂氣氛，也揭示了陰暗不詳的真相。

兩人的後方、上左、右方，都沒有空間，沒有支點，供二人活動，唯一出路是向前及向下，兩人眼神散漫望前方，避開畫中唯一具活力的在挪動的骷髏，兩人稍前行便會碰上。人文教育無法讓人在黑暗中尋得實實在在的出路。霍爾拜因道出了一個嚴酷的簡單道理：人文主義最終走向虛無，沒有出路。

莎士比亞1602年完成的名劇《哈姆雷特》，主人翁是丹麥王子，一位謙謙君子，談吐似培根睿智光彩，在德國大學受教育，循理性生活，能識別他人動機。這位人文主義英雄深受國民愛戴。他叔父謀朝篡位娶其母親，他見叔父向天父真誠懺悔，便從道德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不受親屬法則或國家法則限制，放過最佳復仇機會，展示現代個人主義精神。

《哈姆雷特》不是悲劇，而是一齣情節通俗劇。悲劇中必須有神隨意破壞秩序而人類傾力而為，重建秩序，如阿基里斯在他身死前舉行葬禮，俄狄浦斯接受天譴刺盲雙眼外出流亡。悲劇教導我們，死亡不是大限中的大限，但《哈姆雷特》那裡沒有神，而是由哈姆雷特自己說了算。他可以自由選擇做還是不做，他選擇復仇便能撥亂反正重建丹麥，但他鐵石心腸選擇不去履行責任，最終導致無罪有罪者均同歸於盡，令丹麥國每事敗落。世界太平與否，由他身上的「我」來決定，但他未能重新建立秩序，造成更大的失序，搗亂道德和政治穩定狀態。

哈姆雷特擁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生存還是毀滅」，對人生滿腹牢騷，不斷回到自殺這個主題。孤獨的哈姆雷特白膚黑袍、披波希米亞式長髮，一身死神打扮，愛跳進墓穴、好把弄骷髏頭，最後連場大戰不過是個幌子，他其實老早已選定死亡。如果說《尤利烏斯‧凱撒》表現的是人文主義積極的一面的話，那麼《哈姆雷特》表現的則是人文主義消極的一面。

卡洛爾以上拆解，叛經離道，惹怒很多評論家，斥為偏頗、誇大、誤導、危險的奇談怪論，但亦承認其作出色、溢出才華、重要。社會學大師齊格蒙‧鮑曼則讚他從全新的角度檢視歐洲五百年文化史里程碑，發人深省，激活當今知識分子生活。當年人文主義英雄丹特維爾和塞爾維，對霍爾拜因的畫作十分滿意，另一位人文主義英雄狄德羅，則認為莎士比亞劇作粗鄙胡鬧，十分不滿，我好奇如果他們泉下讀到卡洛爾，發現自已己被愚弄又被惡評，一定比我更驚奇。

卡洛爾再檢視五百年人文主義實驗的失敗，以及由之而來可悲的文化後果，以2001年的9‧11事件畫上句號。可悲未有因卡洛爾的警告而稍緩，當今知識分子生活其實在這二十年從未被激活過，仍保留五百年前丹特維爾和塞爾維那種自我感覺良好卻沒有支點的勢態、哈姆雷特那種被人民委以重任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先行的性格。2020年的全球病毒傳染，相信比9‧11事件影響更深更遠，今次畫的是感歎號。感歎號前面的，又是那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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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樸，第五代香港人，好打聽舊時故地前人逸事，願得見新世代憶記繼承轉化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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