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可以撲滅，疑問卻不能隨着火光熄滅。

去年11月26日，大埔宏福苑一場火災奪走168條生命。對遇難者家屬而言，時間不會自動帶走傷痛；對香港而言，這場災難留下的，也不止於一片焦黑的樓宇。它逼使我們追問：本應層層把關的安全制度，究竟在哪些環節未能發揮作用？又是甚麼令居民在自己家中，承受本不應如此沉重的風險？

10月22日，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從去年12月展開工作至今，委員會舉行30場聽證會，聽取80名事實及專家證人的口述證供，蒐集逾百萬個檔案，數據量超過二萬億字節。如此龐大的調查，理應成為香港認識事故、辨明責任、重建安全制度的重要起點，而不是另一個只有少數人讀過的結論。

因此，報告應在兼顧司法程序的前提下盡快公開，而且應有清晰時間表。

政府已表明，由於有涉案人士受到刑事起訴，須徵詢法律意見，避免報告內容影響公平審訊。這是必須尊重的法治底線，不能為求快而忽略；但保障審訊也不等於可以無限期押後公眾知情。對確有法律風險的段落，可作必要而有針對性的遮蓋，交代遮蓋原則及原因；不涉及相關風險的事實、分析與改革建議，則應盡早完整呈現。待司法限制解除，再考慮補充公開相關部分。法律審慎與公共透明，從來不必二選一。

更重要的是，公開不能止於幾頁摘要、幾句定性，或一次記者會。公眾需要看到證據如何支持結論、問題如何形成、建議如何對應缺陷。若只讓市民知道政府「接納哪些建議」，卻無從了解那些建議為何提出，獨立調查的公共價值便會大打折扣。真相不應只用來說服社會接受決定，也應容許社會檢視決定是否站得住腳。

這不是鼓勵在報告面世前先定罪。早前聽證會上，獨立委員會首席代表律師在總結陳詞中，談及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屋宇署、消防處及勞工處的監管責任；代表政府的大律師則強調，涉事私營持份者的違規行為與政府監管弱點，性質及嚴重程度有別。雙方陳詞反映責任如何劃分，正是調查必須釐清的核心問題。陳詞不是委員會的最終裁斷，傳媒引述的報告消息更不能代替正式文本。愈是眾說紛紜，愈需要報告盡快見光，讓證據而非傳聞成為討論基礎。

問責當然不能缺席。168條生命，不容以「已汲取教訓」輕輕帶過。

但問責也不是找幾個名字、宣布幾項處分，便算向社會交代。承建商、工程顧問和其他相關持份者的法律責任，須由證據與法定程序判斷；公務人員有否失職，須按其權限、知情程度、作為與不作為審視；政策及管理層面有否長期容許風險積累，同樣不能因為責任較難量化便避而不談。刑事、紀律、行政以至政治責任各有標準，既不可混為一談，也不能互相替代。

最需要警惕的是，追責只向下尋找容易處分的人，卻沒有向上追問決策與監督；或者相反，只停留在政治表態，放過具體的管理失當。真正的問責，不是找一個人承受全部憤怒，而是把每一層責任放回其應有位置，做到有證據、有程序、有結果，亦有可向公眾說明的理由。

然而，問責若止於個人，下一場危險仍可能在相同制度下醞釀。

宏福苑所引起的警示，關乎的不只是哪一種物料不合規，更是誰負責驗證、誰有權叫停工程、接到投訴的人是否必須跟進、不同部門的警示能否互相看見。當責任被切割得太細，市民面對的便可能是一條條看似清楚、實際上無人守住的界線。行政分工不能變成安全的斷層。

改革因此不能靠增發通告、加開會議來交差。今年《施政報告》已提出加強消防裝置規管、提高大型維修工程法定監管、完善業主大會程序，以及研究把大維修圍標行為刑事化等措施，方向值得肯定。但每項改革都應接受更具體的檢驗：高風險物料如何獨立抽驗？檢測紀錄能否追溯？消防裝置失效由誰主動核查？跨部門投訴由誰統籌、何時回覆？發現違規後，有沒有即時停工及補救機制？若答不出這些問題，法例修訂得再漂亮，也未必能抵達施工現場。

還要正視大維修中的權力不對等。普通業主往往既缺乏工程知識，也難以逐一核實報價、物料與承建商背景，卻要承擔高昂工程費用和潛在安全後果。要打破資訊壁壘，不能只叫業主「提高警覺」，而應改善獨立專業支援、招標與利益申報制度，讓不懂工程的人，也有能力看清工程。這既是防貪問題，也是生命安全問題。

政府承諾短期內公布改革計劃和追責安排，接下來需要的，不是再一次抽象表態，而是一份可以逐項核對的答卷：報告何時公開，哪些內容因何暫緩；誰負責跟進每項建議，何時完成，如何公開進度；對不採納的建議，理由何在；既有風險又如何在修例前先行排除。改革應有期限、責任人和外部監察，否則「全面」容易停留在形容詞。

逝者無法等到答案才離開，生者卻必須靠答案安心生活。

宏福苑留下的最大考驗，不是香港能否在悲劇後說出多少沉痛的話，而是能否讓調查不止於交卷、問責不止於處分、改革不止於承諾。

把事實交還公眾，把責任落到實處，把安全重新嵌進制度，才是對168條生命應有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