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正式出臺，標誌著特區治理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謀劃的歷史性躍升。這份規劃最鮮明的特色，在於以「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為座標，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度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以北部都會區為支點全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著力打通制度協同的堵點。它不再是簡單的本地施政清單，而是「一國兩制」下香港角色再定位的系統藍圖。

融入國家大局，首先體現在戰略定位的精准對表。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將「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單獨成章，並將以往「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五年規劃對此作出積極回應：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把自身獨特優勢轉化為服務國家的戰略價值，同時把國家戰略機遇轉化為本地發展動能。無論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還是打造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推進黃金等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建設，都體現了從「通道型」樞紐向「增值型、合夥型」樞紐的升維。香港由此從單向受益者升級為雙向貢獻者，在雙迴圈新發展格局中更好發揮「超級聯繫人」乃至「超級增值人」作用。

全面對接大灣區，是規劃落地的空間與產業抓手。北部都會區被提升為戰略重點，其意義遠超本地「空間再造」。規劃提出未來五年產出900公頃「熟地」、提供超過7萬個住宅單位及百萬平方米經濟樓面，並以「八縱八橫」運輸基建疊加跨境鐵路，重塑深港連接。更重要的是功能分工：「南金融、北創科」雙中心格局成形，維港都會區鞏固金融商貿優勢，北部都會區承載創科、專上教育與醫療創新等增量功能，並與深圳科創走廊深度耦合。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被明確為「國內境外」特殊地區，試點科研物資、數據、資金跨境流動特殊政策，正是「香港研發、灣區轉化」的制度通道。以「基礎互聯、產業錯位、規則對接、民生相容」為思路，香港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既打破「南重北輕」舊格局，也為國家空間戰略提供了鮮活實踐。

打通制度協同，則是規劃能否真正落地的關鍵。五年規劃明確提出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通過《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產業園區公司、「按實補價」與「雙信封制」等一攬子改革加快土地釋放，並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串聯科研、產業與人力資源閉環。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臺探索規則銜接的經驗，將在北都整片開發中集成推廣，最終服務大灣區共同市場建設。規劃設立105個指標，對土地房屋等政府可控領域設剛性約束，同時保留預期性指標的靈活性，並建立「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職彙報」的閉環機制。這既體現行政團隊自我加壓的擔當，也避免了簡單複製計劃經濟的誤區——市場仍是資源配置主體，自由港地位、普通法制度和資金自由流動等「兩制」優勢得到堅決捍衛。

當然，作為新生事物，規劃難免伴隨不同聲音。有人以「小政府大市場」為名質疑規劃本身，卻忽略了當今世界主要經濟體普遍強化戰略引導與產業政策的現實；也有人對部分民生指標的約束性提出疑慮，卻未充分看到長遠與短期、剛性與彈性的科學區分。規劃的核心價值，正在於把發展預期穩定下來，把公共資源精准配置到國家戰略與市民福祉的交匯點上。

五年規劃是全港共同藍圖。它既需要特區政府以高度執行力推動落地，更需要社會各界以建設者、監督者的姿態齊心協力。正如「扒龍舟」比喻所揭示的，只有同舟共濟，香港才能在由治及興的新征程上，真正實現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與大灣區協同共進，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書寫更具說服力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