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小學迎來新學年，開學本該是充滿新希望和期待的時刻，然而9月5日至7日短短三天，香港接連傳出四宗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的輕生個案，個別死者年僅10歲、12歲。悲劇密集發生，再次提醒社會，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已不是個別家庭的私人困境，更不是偶發事件，而是牽涉教育、醫療、社福及家庭政策的公共治理課題，必須從政策層面正視這場長期危機。政府近年建立「三層應急機制」等支援措施，方向值得肯定，但面對年輕人自殺數字逆勢上升，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危機出現後的識別與轉介，而應進一步走向主動預防、低門檻求助、跨部門持續跟進和制度減壓。

數字比任何形容詞更沉重。教育局今年6月回覆立法會指出，2023至2025年，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分別為32、28及31宗，三年共91宗，其中約九成是中學生；2021至2025年五年間更累計141宗。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亦指出，2025年0至19歲自殺死亡個案由前一年的35宗增至47宗，升幅逾三成。當整體自殺率回落，年輕一代卻逆勢惡化，這反差尤其值得警惕。

青少年走到絕境，從來不是單一原因。學業壓力固然真實：香港青年協會去年訪問5,551名中學生，四成三人自評開學壓力偏高，最擔心的三件事都是成績、學習動力和功課考測；但家庭衝突、人際疏離、抑鬱焦慮、睡眠問題、網絡欺凌和社交媒體比較，同樣會彼此疊加。本地研究亦顯示，家庭衝突、抑鬱與焦慮和自殺意念有顯著關聯。疫情後部分年輕人的社交節奏和歸屬感尚未完全修復，再面對競爭、升學和數碼世界的持續刺激，壓力已不能用一句「抗逆力不足」來解釋。

更值得政府反思的是，青少年不是不知道求助重要，而是不一定願意、敢於或有能力求助。青協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學生只會偶爾或從不開口求助，逾六成半未曾向任何人士或機構求助。這意味着單靠「識別高危學生」仍有盲點：最安靜、最怕被標籤、最擔心驚動父母和學校的學生，往往最容易被遺漏。

政府近年来並非沒有工作。「三層應急機制」已恆常化在全港中學推行，並擴展至小四至小六試行；2025/26學年截至今年3月底，第二層已有330宗轉介，第三層由校長轉介醫管局精神科的個案有63宗，其中近六成被列作緊急或半緊急。這既證明機制有需要，也反映需求龐大。問題在於，制度仍偏重「出現風險後轉介」，而非把防線真正前移。

因此，特區政府下一步不能只是再辦講座、再發教材，而要把青少年精神健康提升至跨政策範疇的核心工作。短期而言，開學、考試、放榜等高風險時段應啟動加強版支援，容許學校在開學首一兩周減少測考和過量功課，為升中、轉校及高年級學生提供適應緩衝；同時把匿名文字輔導、網上求助及24小時支援更深地接入校園，降低青少年求助的門檻。現時「Open噏」已提供24小時網上文字輔導，這類低門檻渠道值得進一步擴展和銜接校園支援。

中期而言，政府應增加校本輔導及教育心理專業人手，為教師、班主任和家長提供有系統的「守門人」訓練，但必須清楚教師不是心理治療師，辨識之後要有專業人員接手。對曾自殘、企圖輕生、長期缺課、突然退縮或反覆出現情緒危機的學生，應建立清晰的個案經理制度，由教育、社福和醫療體系協同跟進，而不是讓家庭在不同機構之間自行奔走。防止自殺機構提出把危機篩查恆常化、建立醫療與社區「雙軌轉介」，值得政府認真研究。

長遠而言，香港需要的不只是救火，而是一套可衡量、可追責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政策。政府應建立跨部門統一數據機制，在保障私隱下追蹤自殺、自殘、缺課、精神科轉介、輪候及復元情況，定期公開趨勢和政策成效；同時檢視教育制度中是否存在過度競爭、過密評估和「成績等於價值」的隱性訊息。真正的生命教育，不是叫孩子遇到困難要堅強，而是讓他知道失敗不是人生終局，求助不等於軟弱。相關本地研究亦顯示，希望感、自我關懷、成長思維、家庭及學校等因素均與青少年自殺風險密切相關，這說明預防工作必須深入日常成長環境，而不能只在危機出現後介入。

每宗青少年輕生個案之後，社會總會說「一宗也嫌多」。這句話若要有分量，就必須轉化成預算、人手、制度和問責。青少年的生命不應靠運氣守住，更不能把責任推回一個已經承受不住的孩子身上。特區政府最需要做的，是把危機處理變成日常預防，把零散服務織成真正接得住人的安全網。香港下一代能否相信明天值得期待，考驗的不只是家庭和學校，也考驗整個政府施政的優先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