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構建一種理性的經濟秩序（Rational Economic Order）？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提出的一個非常具有爭議的問題。從今天的視角看，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的1940年代，哈耶克圍繞這一問題所形成的經濟學理論具有超時代的特點，他準確預言了20世紀下半葉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演變趨勢，被很多人奉若神明。但人們往往忽略的是，他所參照的研究對象是蘇聯模式、德國模式以及在凱恩斯主義理論驅動下的各類施政舉措，他基於對這些策略的觀察，寫下關於計劃經濟諸多鞭辟入裏的見解，人們今天對計劃經濟形成的刻板印象乃至妖魔化認知，恐怕多數源於哈耶克的理論。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進入公眾諮詢階段之際，關於「計畫」與「市場」孰優孰劣的討論再次泛起，哈氏的相關言論再度隱現，測試著輿論場的張力。

回到哈耶克討論問題的本身就可以發現，這是一個關於如何讓經濟良性運轉的命題。「理性」作為人類思想的最高境界，運用在經濟領域，意味著決策者制定的任何策略，必須利益最大化或者風險最小化。哈耶克指出，由於社會知識的散在性特點，要達成理性經濟秩序，關鍵不在於如何「分配資源」，而是確保社會中的每個個體能夠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去達成各自目標。他指出，高度集中的計畫無法解決社會知識分散性的難題，而有序的競爭環境及運用「分散計畫」策略則更容易讓分散在個體中的知識高效整合起來創造社會效益。這也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乘法效應」。事實上，哈耶克的討論焦點從來就不是理性經濟策略應不應有「計畫」的問題，而是如何「理性使用」的問題。當下很多關於「計畫」與「市場」孰優孰劣的爭論，很多是被人有意披上意識形態外衣的泛政治化議題，對於如何解決目前香港面臨的經濟難題並無裨益。

香港正處於「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期，人口、經濟、住房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是突出挑戰。如果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很難有系統性的轉變。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推出，實質上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嘗試——它試圖在堅持市場主導的前提下，通過戰略性規劃為香港未來五年發展提供清晰座標和政策框架。這並非要以計畫取代市場，而是希望借助規劃的力量，更好地引導市場、補足市場、啟動市場，為香港創造更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哈耶克所強調的知識散在性問題，在香港同樣存在：企業家、專業人士、青年和投資者手中握有大量局部而寶貴的知識、技術、資本，但這些要素需要穩定的預期、清晰的方向和有效的協調機制才能充分釋放，這正是首個五年規劃開啟公眾諮詢的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在諮詢期開啟之前，特區政府已經舉辦了近百場諮詢活動，這當然是為了更好的做到將個體的「小智慧」與政府的「大計劃」有機融合，以期形成群策群力的「乘法效應」，這與哈耶克所講的構建「理性經濟秩序」的目標及強調的「理性使用計畫」的方法不謀而合。

「計畫」與「市場」並非對立關係，關鍵在於怎麼用？如果香港能通過這次五年規劃，在國家戰略與本地優勢之間找到更精准的結合點，在長期目標與市場活力之間實現動態平衡，那麼它就不僅僅是一份政策檔，更可能成為香港在複雜環境下通往理性經濟秩序的重要一步。哈耶克當年批判的是那種過於僵化的、剛性的經濟模式，而非有預見性的戰略安排。終日拿著80年前哈耶克的判斷來附會當下的香港，豈不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時代早已天翻地覆，香港面對的是後金融危機、後疫情、超級老齡化與地緣政治劇變的複雜現實，一味把哈耶克的理論當作「標準答案」，非但不能解開香港的結構性難題，反而容易畫地為牢、誤導方向。

古人雲：「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世界上本沒有那麼多「非此即彼」的事情，很多看似對立的概念其實都是相互聯繫的。香港現在最需要的，是海納百川的氣魄與胸懷，是如何運用對立統一的哲學去解決現實問題的智慧。從目前港府制定五年規劃的路徑看，無疑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行。應該認識到，通往理性之路，從來不是一條筆直的大道，而是一條需要不斷調整、平衡與適應的曲徑，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期待港府在這條路上闊步前行。